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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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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做学问最吃紧的方法，在儒家的著作里面，是颇值得贵重的文句，可以说是做学问的五个步骤。前四个步骤讲知，最后一个步骤讲行。以图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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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上只有“博学于文”的话，至于审问、慎思、明辨这几点，都很少讲论到，不像《中庸》把这种做学问的步骤分得很明白。在修养法里面注重在“诚之”，所谓“诚之”，便是“择善而固执”。何谓“固执”？便是“弗能弗措”。“弗能弗措”是一切治学处事、立身行己的总法门。所以《中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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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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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能弗措”，也就是“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这便是致“明”之道，也便是致“强”之道。《中庸》上讲“明”是讲得很多的，也讲得很切实的，上面已有说到。但是《中庸》也注重解释致“强”之道。《中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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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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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颇难解释，我以为都是说明中庸之道，即说明“庸”的德，而须用“弗能弗措”的方法贯彻之。所谓“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实指一事，并非二事。即是说“北方之强与？或强者与？”所以下面说：“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所谓南方之强，或系就老子一派言；所谓北方之强，或系就墨子一派言，但俱未达到发而中节的地步，即俱未达到“庸”的德。“和”与“中立”，近乎南方之强；“不变”则近乎北方之强，但俱非《中庸》之强。《中庸》之强，乃“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乃“国有道，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这非有“弗能弗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修养功夫是不容易达到的。在学知利行，或困知勉强而行的人，天事既不甚足，非有“弗能弗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决心，就不容易达到“明”与“强”的地步。因此《中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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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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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弗能弗措”的决心，才能“不见知而不悔”，才不至“遵道而行，半途而废”。这些议论，本很平常，但为学知利行，或困知勉强而行的人说法，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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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明了两种修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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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上关于修养的尚有一段很可注意的议论，便是对于知、仁、勇的说明。《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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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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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标明“子曰”，虽不一定是孔子说的，却很能发挥孔子的原意。《论语》上关于知、仁、勇，曾有过两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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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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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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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只说明了知、仁、勇三者的归结，但何以达到知、仁、勇，却没有系统的说明，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中庸》了。何以说“好学近乎知”呢？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因为好学可以去蔽，凡事必有所蔽，有所蔽则知不真切，去蔽即所以去知的蔽。《论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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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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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说明不好学所招致种种蔽，知有所蔽，则非真知，求知之道，首在好学。所以说“好学近乎知”。既做到知者则一切蔽都去掉了，所以“知者不惑”。何以说“力行近乎仁”呢？这句话我认为是孔门的“仁”的正解。孔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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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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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只恨那些坐着不动的，无论做什么事，只要你向前做去，总是对的。向前做去便是仁，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便是不仁。仁是表现生活的努力的。孔子提出一个忠恕之道：忠是尽己，恕是推己及人。所谓忠恕，也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意思，即是表现对己对人一种生活上的努力。所以说“力行近乎仁”。既做了一个仁者，他的生活必充满着生意，必一味向前做去，而无退后反顾之忧。所谓“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论语》上记载孔子的生活，有这么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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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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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描写孔子的生活之乐的。在这里也就知道所谓“仁者不忧”的意义了。何以说“知耻近乎勇”呢？这句话比上两句更来得重要，只是不容易说明罢了。一般人认勇是属于体育方面的，以为身体不强，必不能勇，这是一种很肤浅而且错误的说法。勇并不是体力角逐，也并不是“抚剑疾视”的意思，质言之，勇并不是一味蛮勇，乃是知耻，是人格修养上最重要的一段功夫。孟子讲养勇，讲得很起劲。他讲到养勇，就连带地讲到养志养气。养志养气，才是养勇的根本功夫。否则所养的只是小勇，只是敌一人的匹夫之勇。我们养勇，要养大勇。大勇是要与我们的生命发生危害的。我们处在生死存亡之际，要能够立定脚跟，不随风转舵，这样便可以造到大勇的地步。这样便非养志养气不可。关于这种大勇修养的方法，要在平日能认清目标。譬如孔子的目标是仁，他便说：“毋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的目标是义，他便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何等的大勇。所以孔子说：“勇者不惧。”而《中庸》更明白地说：“知耻近乎勇。”不从知耻说明勇，是不能抉出勇的真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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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仁、勇三者何以谓之达德？“达德”谓日用常行，人人共由，不可须臾离之德。《中庸》中有所谓“达道”、“达孝”，均作如此解释。知、仁、勇三者是紧相联系的，有知而不仁，或有仁而无勇，都不足以为德之全。用现代的话说明，知是研究学术的精神，仁是服务社会的精神，勇是砥砺人格的精神，三者缺一不可。譬如研究学术，不去服务社会，不求社会的实践，是无法证明学术的真价的。又如服务社会，不顾到自己的人格，不能知耻，也徒然做了他人的工具。所以三者是紧相联系的。《论语》上有相类似的议论，大体上也可以看作说明知、仁、勇三者的联系。譬如《卫灵》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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