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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是法家还是黄老之术，都不能在理论上提供刘氏必当皇帝的依据。黄老之术只是告诉他：做到无为就对人民有利，对人民有利就是好皇帝，好皇帝就不会被赶下台。在它们暗含的条件中，刘氏的皇帝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并且有可能在未来不称职时就被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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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汉武帝没有曾祖父的军功，也没有祖父的宽容，年纪小小的他当上皇帝更缺乏合法性基础，他需要人们给他编造一套新的理论，将皇帝神化，来证明这个皇帝是注定的，这个要求已经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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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老之术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时，一个在野的流派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在野派别在汉武帝之前已经吸引了无数的公子哥儿注意，他们出身于官宦家庭，沉浸在飞车走马之中，希望能够永远占有众多的社会资源。这些公子哥儿以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为代表[8]，他们分别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和汉景帝皇后王氏的娘家人，只是由于窦太后的压制，暂时无法将黄老之术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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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野的派别，就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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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儒家在汉朝得势之前，不妨先看看儒家是如何熬过了秦朝的毁灭性打击，在汉初流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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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许多部族的历史是靠口口相传而得来的，从部落中选择聪明的小男孩，让他从小开始背诵部族史，到他年纪大了，再把历史传颂给下一代男孩。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历史的数百年记忆。非洲方式在中国早期学术史的传承中也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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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许多亚流派也是依靠口口相传的。例如，孔子的著作（以及他参与整理的典籍）都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对孔子著作的再解读，也就是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的著作，则可能只是通过口头流传。前面提到的《春秋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著作，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口授给了弟子公羊高，公羊高则把这个解释当作宝贝背了下来，再在家族内部流传，传了五代，给了公羊寿。公羊寿又把它口头传给了弟子胡毋生，胡毋生这才将《春秋公羊传》变成了文字，脱离了口口相传时代，记在了竹简上。到这时，已经是汉朝了。不过，口口相传往往会带来不准确的问题，随着每个人的传颂，文本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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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口口相传的传统之外，对于先秦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在李斯的意见下，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将几乎所有的学术书籍都烧毁了，只留下了几种技术性书籍（医学、占卜、农业），在他看来，研究社会学是没有必要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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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焚书之后，儒家的典籍已经彻底零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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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前的周代已经有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主要的教学内容包括“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10]，这些技能是一个士大夫日常生活中必须掌握的，如何行礼和奏乐，如何射箭和驾车，以及书法和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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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孔子之前的周代教育体系——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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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于六艺也非常精通，他的弟子们也接受了完整的六艺教育。但到了晚年，孔子根据周代的文字，将经典进行了整理，又形成了另一个体系——“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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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六经”只是“六艺”的一个子集，六艺的内容涵盖了现代教育中德智体三个方面，其中礼、乐对应着德，书、数对应着智，射、御对应着体。而六经则更加局限在德这一个方面，只专注于将这一方面更加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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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中的礼、乐被保留了下来，但内容却加深了，前者只要求掌握一定的生活礼乐规则，而后者要对社会中的礼仪和乐理进行完整的学习与研究。除了礼乐之外，《诗经》和《尚书》都是记载人们言行的书籍，《诗经》记载各地的诗歌，而《尚书》则是古代重要政治文献的结集。《易经》研究世界运行规律，而《春秋》则通过历史来探讨人类社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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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经当中，又有难易程度的差别，其中《春秋》是最简单入门的，也是学习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之后按照乐、礼、诗、书，由易到难，而《易经》则被认为是最难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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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艺变成六经，可以看作儒家形成的标志。六艺是周代留下的教育体系，也是前儒家时期的教育体系。孔子采取了新的课本，加强了理论学习，强化了“礼”的地位，也弱化了读书人的动手能力，将“儒”和武士、匠人区分开来，专门以思想维稳为目的来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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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以法家为基础构建的统治体系，对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不感兴趣，将儒家的书籍也和其他家一起烧掉了。由于古人的教材是竹简，昂贵且册数有限，秦始皇又可以下令地方官员，到各地的读书人家去搜剿，经过焚书之后，许多书籍只有少量的残卷躲过了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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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六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11]其中关于乐的典籍已经彻底亡佚，不可恢复了，从此以后，六经就变成了人们熟知的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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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由于它的传唱特性，保存得较为完整。在西汉时期，有四个人通过记忆将诗经保存了下来，分别传授和解读。这四人分别是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和赵人毛公，他们分别培养弟子，形成了派系，后人将他们传承的诗经和解释分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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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诗》四家，他们依据的经文都是孔子的《诗经》，虽然由于流传的关系，在文字上也有些微的区别，但真正不同的只是他们对经文的翻译和解读。就像现代人分别翻译《诗经》，出了数个版本一样。这些版本有的注重直译，有的注重含义，有的还存在大量的误读，有的更可能只是借《诗经》的题，随意发挥。在汉代，每一个版本都有人追随，并将各自的不同放大开来，形成了门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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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由于用于占卜，秦朝时并没有被焚毁，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易经》也有不少传承人，最著名的是齐地的田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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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秦火之后，人们以为《尚书》彻底失传了。但后来发现有一个叫作伏胜的鲁国人保存了半部《尚书》。当初秦国官员来搜剿书籍时，伏胜在匆忙之间将一部《尚书》藏在了墙壁内。经过了楚汉战争的混乱，伏胜回到位于济南的家乡，发现房屋已坏，他连忙查看藏书的墙壁，从中清理出二十九篇残卷。后世所使用的就是这部残缺的《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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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礼经》，也损毁得非常严重。西汉时期，一位叫作高唐伯的鲁人传下了一部《士礼》，这可能只是孔子所用教材中最不起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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