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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火德和红色。辽代是水德和黑色。金代是土德和黄色。明朝是火德和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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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易服色理论直到明代还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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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改正朔，易服色，另一个措施是“制礼乐”。这项措施与儒家的礼乐制度更息息相关，意味着通过礼乐对各个阶层都进行标准化。这也包括了设立国家祭祀的场所明堂和太庙，以及一系列类似于宗教的典礼，如封禅泰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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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通过构建这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完全满足了皇帝的统治需要。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中国古代的康德，利用当时的认知水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地人生观，用以束缚住人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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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推广这一套理论，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理论构建完毕，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依靠政权的力量强行推行这套理论，禁止了其他的学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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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秦皇和汉武做一个比较，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愚民，让他们接触不到学问，而汉武帝在焚书的基础之上，更加了一层用统一的理论来洗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政权为后盾的洗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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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提议果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我们总是说人类的好奇心会冲破一切羁绊，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那么大，一代人的洗脑过后，可以维持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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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之后，所有的人都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叫作天，也相信皇帝就是天子。人们变得更加迷信，看见电闪雷鸣首先想到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老天爷发怒了，出现了灾荒也认为是老天爷的作为。当这一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的时候，汉代的洗脑达到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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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后期，洗脑已经过于成功了，以至于一旦发生了天灾，皇帝就要开始寻找替罪羊，否则就无法向国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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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年（绥和二年），前几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荒，到了这年，又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被认为不吉利。观星的官员乘机上奏要想破解上天的谴责，必须牺牲一位大臣来承担上天的谴责。汉成帝立即命令丞相翟方进自杀谢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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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方进是当时的名儒，与天灾毫无关系，但人们根据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却认为必须由他来承担罪过，才能缓解老天爷的愤怒。他自杀后，汉成帝一副无辜的样子，亲自吊唁，以高规格将其埋葬，当时的人们没有认为皇帝的做法有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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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所谓的“儒”早已经脱离了孔子时期的本意。孔子的儒是一种哲学流派，这个学派强调“礼”，但也强调“仁”，他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包容一切的宇宙理论，只是试图解决人世间社会里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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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董仲舒时期，由于其理论无所不包的特征，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控制，加上一系列的仪式和组织，就已经宗教化了。宗教和哲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宗教带有很强的强迫性和洗脑特征，并可以用来对人的生活进行强制性规范，哲学却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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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董仲舒写出《春秋繁露》，并鼓动汉武帝罢黜百家时，这一刻，就是儒教诞生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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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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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编撰他的《春秋繁露》时，在距离长安遥远的淮南地区（首都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还有另一个人在组织编纂当时的学术结集。[32]这就是淮南王刘安编纂的《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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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最初的淮南王是汉初三将之一的英布，英布被诛杀后，由刘氏宗亲接替了淮南王位，之后传给了后代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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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对于道家学说有着深深的尊崇，却又不满足于只掌握道家的学问。他广招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以将当时学问一网打尽的姿态，写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兼容并蓄的作品《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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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的思想以道家为主，涵盖了儒、法、墨、阴阳、纵横，呈现了西汉时期最佳的综合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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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样，这本书也是从茫茫宇宙到人世间，试图对全世界的学问进行总结，体现了当时人的野心。但是，书中却并没有构造一个必须遵守的宗教体系，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自然性，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主动，而是采纳消极被动的姿态，就可以发展的。[33]比如，在人民面前，皇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时候无为反而比有为更加能够促进社会的自然发展，甚至认为，皇帝的扰民行为，是社会动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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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的优美和简练上，以及它的文学价值，董仲舒的书连与《淮南子》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是汉代道家思想以及学术综合的代表性著作。西汉哲学经过了汉初数十年的沉淀，最终汇集成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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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淮南子》出现时，汉代的学术自由已经接近尾声，由于道家无法解决皇帝的身份危机，反而继续制造危机，质疑皇帝的权威，导致这本汉代哲学的高峰著作必然遭受夭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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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本人由于汉武帝的削藩策略，为了自保，参与了谋反，最终事败身死。他的死亡也表明汉代最后一批通才退出了历史。与刘安一样不受待见的还有《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的思想以道家为主，主张无为，重视经济和商业，成了当时的异数。[34]他的思想可以留在伟大的《史记》当中，却无法影响皇帝的政策和当时的哲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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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集权的第一次高峰。在他之前，汉代的历任皇帝都小心翼翼，避免对社会造成新矛盾而导致帝制的垮台。到了汉武帝时期，帝制已经稳固，不会在短期内被推翻，同时，武帝从小被灌输观念他是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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