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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论衡·变动》：“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于天，天为人物主也。”“故人生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器之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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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论衡·论死》：“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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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论衡·论死》：“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论衡·订鬼》：“人之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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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论衡·正说》：“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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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后汉书·儒林列传》：“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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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后汉书·儒林列传》：“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东汉总人口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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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后汉书·儒林列传》：“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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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后汉书·儒林列传》：“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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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见《后汉书·马融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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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后汉书·郑玄列传》：“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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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后汉书·郑玄列传》：“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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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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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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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二部 哲学嬉皮士：以自然的名义反叛教权（公元166—公元316年，三国到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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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乱世文人抱脚难（公元166—公元2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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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彻底扒下了文人的尊严。宦官集团的胜利将文人分享权力之路堵死，也预示着汉代的权力哲学迎来了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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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也是文人最喜欢拉帮结派的时代，由于私学发达，大的学者可以有上万的徒子徒孙，对权力形成了绑架。文人集团虽然有正义的一面，但党锢之祸也是权力本身对于文人绑架政权的不满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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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禁止文人集团参与政治之后，为了解决官僚不足的情况，试图绕过原有的学术架构，另立学校，培养人才供应朝廷。但由于学术能力不足，无法填补官僚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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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集团脱离政治后，也导致了一批“闲云野鹤”的出现，他们开始思考汉代哲学的问题，从而启动了对于玄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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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年（东汉建宁元年），汉灵帝刚刚继位不久，东汉大将军窦武就卷入了一场与宦官的生死争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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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武的女儿是桓帝的皇后，桓帝死后无子，窦武和窦太后商议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皇帝，是为灵帝。既然窦武是皇太后的父亲，又兼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本来应该是东汉最具实力的实权派。更何况与他一同在尚书台的太傅陈蕃是他的同党，他的儿子渭阳侯窦机担任侍中，侄子雩侯窦绍担任步兵校尉，掌管北营五军中的一军，窦绍之弟西乡侯窦靖也是侍中，监管羽林左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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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氏一门都在权力中枢，又有谁能和他挑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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