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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争论到底是庾冰对,还是何充对呢?答案也许是,都有道理,但都没有看清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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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充想利用佛教控制人们思想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但他没有看到,政教合一的体系必须是放弃一切独立思考的体系,一旦有了裂缝,就不可能保持完整。佛教就是这样的裂缝,一旦允许僧人不拜皇帝,就会引起社会对于皇帝权威的淡化,并最终开始质疑,到这时,这个思想的火花迟早会带来政教合一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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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庾冰试图压迫僧人跪拜皇帝,从而消灭他们的独立性,也同样是做不到的。因为这种压迫只能激发出僧人们更多的反抗,他们会从理论上继续质疑对皇帝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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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不管同意和不同意,只要佛教出现过,只要政教分离的体系有了萌芽,就必然会继续发展,不管皇帝怎么做,都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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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拜不拜皇帝”的争论之后,又过了几十年,到了东晋晚期的晋安帝时期,权臣桓玄掌握了政局,并试图取代东晋自己称帝。在他主政下,僧人是否应该跪拜皇帝的问题第二次被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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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与那些佛教的支持者开始了另一场辩论。桓玄的理由除了和庾冰类似外,还基于当时的一些新情况,由于佛教此时和政权的关系已经很密切,许多佛教徒都接受了皇帝和高官的供养,已经失去了出世的精神。桓玄认为,僧人们已经享受了皇帝的恩宠,就应该敬拜皇帝。另外,他还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夷夏论的前奏,也就是从外国传来的佛教不如本国的儒教;二是根据儒教传统,皇帝比老师更重要,佛教尊重老师,就更应该尊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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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者的意见与何充类似,仍然强调佛教的理论是尊重皇帝的,是皇帝的好帮手,不要因为细枝末节得罪了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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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最后将这些往来的书信交给了佛教界的权威——僧人慧远,请他作答。慧远立刻意识到敬拜皇帝的危险性,于是说出了僧人不拜皇帝的新理由,他把佛教徒分成了两类:一种是在家的居士(在俗的教徒),另一种是出家的僧人。他认为,在家的居士都应该遵守世俗的法则,而出家人则必须用另一套标准来看待,因为他们出家后,已经禁欲剃发穿僧袍,不再理俗事,而是以修行大道为己任。一旦大道修成,则可以泽流天下,这是至德至孝的事情,不应该用俗世的礼节来要求僧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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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最终经过掂量,认为如果强迫僧人敬拜,代价太大,不利于他在政治上的作为,最终维持了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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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除了对桓玄的答复之外,还写了一组系统的文章叫《沙门不敬王者论》。[15]在这组文章中,他把自己的理论进行了系统化,也成了后世僧人和皇帝关系的基准。在文章中,他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做了一定的妥协,也就是宗教不对抗政治,但政治也容忍宗教。这种妥协的结果是中国再也出不来西欧式的政教分离,即便最具独立性的佛教,也以不给政府找麻烦作为理念,当然前提是政府也别管佛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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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规定,佛教的新信徒应该首先尊奉亲情、礼敬皇帝,这是信仰的起点。如果一个人要出家,也必须首先征得君亲的同意,如果他们有疑问,就不能出家,只能退而追求在家修行。只有在出家之后,才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不需要拜父母,也不需要拜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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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的这种妥协到了唐代被利用了起来,形成了一套度牒制度,皇帝同意人们当和尚,但是有名额的,而这个名额是可以买卖的,有数量限制。皇帝就通过控制度牒,限制了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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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需不需要跪拜皇帝之外,儒教和佛教的冲突还发生在许多方面,比如服饰问题、孝敬父母的问题以及报应问题。特别是孝敬问题,更是争论的另一大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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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僧人不奉养父母、不结婚生子,这违背了儒教关于孝道的理论,也是人们对佛教诟病最深的所在。佛教则认为,修“道”是更大的“孝”,比起奉养父母和传宗接代都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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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信奉报应,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朝,人们很少看到报应,反而看到好人没有好报,在这个问题上,慧远也加入了争论,提出了所谓的三报论,将报应分成了现报、生报、后报,即立刻有报应、此生有报应、来生以及无穷后世才有报应[16]。这样把报应拉长到虚无缥缈的无限未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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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辨与中国特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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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0年(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东晋权臣刘裕取代了司马氏,建立了新的刘宋政权。宋武帝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在称帝之前,他先后击败了权臣桓玄的篡位,灭亡了与东晋敌对的南燕、西蜀和后秦,讨平了卢循的内部叛乱,又镇压了与之争权的刘毅和司马休之。在政治上,他有意提拔有才能的寒门子弟,抑制大土地主,实行户籍改革,整顿税赋制度。在他的努力下,南方政权再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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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宋开始,也是佛教迅速发展的时期。刘裕出身于行伍,文化水平不高,这个问题还没有显现。到了他的儿子宋文帝时,佛教已经被皇帝认可了。皇帝把佛教提到可以取代儒教的地位上,儒教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可以帮助皇帝禁锢人们的思想不要反抗,宋文帝认为,只要人们都相信了佛教,同样不会反抗政权,所以它具有替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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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于佛教的认可激起了另一批人的巨大担忧。于是,从刘宋时期开始,佛教与儒教的争吵也上了一个台阶,从“拜不拜皇帝”的“简单礼仪时期”,进入了理论争锋的“复杂明理时期”。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三次争论,分别是“白黑论”“达性论”和“夷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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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白黑论”是由一位和尚主动提出的。这位和尚叫慧琳[17],他虽然出家为僧,实际上却是个外佛内儒、儒道释兼修的人,他除了著有《白黑论》,还注释过《庄子》和《孝经》。“白黑论”虚构了一位白学先生代表儒教,一位黑学道士代表佛教,两人之间发生了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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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双方的题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佛教所说的“空”,第二个是佛教的“无欲”。白学先生批驳佛教的“空”是无意义的,黑学道士讲了一通“空”的真义,比如,所谓空,指的是事物的本性是空的,虽然它可以有“事用”,但是“性理”却是空的。而白学先生讽刺说:不管你说一棵树有多“空”,也无法伤害它茂盛的树荫;不管你说一个房子有多“虚”,也损害不了它美轮美奂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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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佛教的放弃欲望,白学先生也找到了其理论的漏洞:不管佛教怎么声称要无欲,但是所有的佛教徒却有着一个最大的欲望:修炼成佛。所以,佛教徒不仅有欲望,而且胃口很大,又怎么能说是无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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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琳的《白黑论》提出的问题,成了当时人们辩论的焦点,吸引了大批的人参与。[18]辩论越扯越远,已经不再限于“空”和“无欲”这两个主题,而是延伸到了因果报应、形神、华戎等无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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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果报应领域内,出现了何承天的《达性论》。[19]在这篇文章中,何承天试图利用儒教的“三才论”对抗佛教的“三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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