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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广弘明集·报应问》：“夫鹅之为禽，浮清池咀春草众生蠢动弗之犯也，而庖人执焉鲜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飞虫是甘，而人皆爱之，虽巢幕而不惧。非直鹅燕也，群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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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见《南齐书·高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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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弘明集·卷六》载有《与顾道士书》和《重与顾道士书》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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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弘明集·卷七》载有朱广之《谘顾道士夷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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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见《南齐书·竟陵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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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南史·范缜传》：“迁尚书左丞，及还，虽亲戚无所遗，唯饷前尚书令王亮。缜在齐时，与亮同台为郎，旧相友爱。至是亮摈弃在家，缜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权轴，而所怀未满，亦怏怏，故私相亲结，以矫于时。竟坐亮徙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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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南史·范缜传》：“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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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神灭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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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见《弘明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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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弘明集·卷九》：“《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斋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诚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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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神灭论》：“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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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见《南史·梁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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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魏书》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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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南史·侯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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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十二章 北朝：入笼之鸟（公元317—公元5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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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朝的佛教失控相比，北朝对于佛教虽然也极为推崇，却从来没有放弃控制。一旦佛教规模失控，皇帝就发动灭佛运动，将佛教资源重新收入政府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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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朝，佛教和道教在理论上发生了多次论战。双方论战的焦点始终是：佛教是不是产生于道教？佛陀是不是老子的化身或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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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化佛是由道教编造的故事。但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由于人们不了解佛教，僧人们默许了这个故事的存在。一旦佛教羽翼丰满，佛教开始与道教拉开距离，双方的辩论随即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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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教的思辨相比，道教是一个信口开河、缺乏逻辑能力的宗教，在辩论中屡战屡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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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行动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对皇帝的最大胆攻击，僧人慧远直斥皇帝要下地狱，成为佛教不屈从权威的最典型事例，也是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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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的佛教享受着皇帝的恩宠和无限荣华时，在遥远的北方，佛教却正经历一场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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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劫难来得非常突然。在几年前，北魏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对和尚们还恩宠有加，毕恭毕敬，但几年后的公元444年（太平真君五年），政治风向标却突然转向，佛教瞬间成了皇帝进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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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春天正月，皇帝突然下了一封诏书，这封诏书如同古代的“清理思想垃圾”运动，主要针对的目标，几乎包括了一切官方不喜欢的思潮，这其中既有巫术、谶记、阴阳、图纬、方伎这些中国传统的灰色地带，也包括了佛教这样的宗教团体。皇帝几乎没有把它们进行区分，就一网打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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