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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广弘明集·报应问》:“夫鹅之为禽,浮清池咀春草众生蠢动弗之犯也,而庖人执焉鲜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飞虫是甘,而人皆爱之,虽巢幕而不惧。非直鹅燕也,群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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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见《南齐书·高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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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弘明集·卷六》载有《与顾道士书》和《重与顾道士书》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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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弘明集·卷七》载有朱广之《谘顾道士夷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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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见《南齐书·竟陵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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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南史·范缜传》:“迁尚书左丞,及还,虽亲戚无所遗,唯饷前尚书令王亮。缜在齐时,与亮同台为郎,旧相友爱。至是亮摈弃在家,缜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权轴,而所怀未满,亦怏怏,故私相亲结,以矫于时。竟坐亮徙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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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南史·范缜传》:“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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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神灭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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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见《弘明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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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弘明集·卷九》:“《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斋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诚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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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神灭论》:“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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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见《南史·梁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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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魏书》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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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南史·侯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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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十二章 北朝:入笼之鸟(公元317—公元5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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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朝的佛教失控相比,北朝对于佛教虽然也极为推崇,却从来没有放弃控制。一旦佛教规模失控,皇帝就发动灭佛运动,将佛教资源重新收入政府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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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朝,佛教和道教在理论上发生了多次论战。双方论战的焦点始终是:佛教是不是产生于道教?佛陀是不是老子的化身或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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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化佛是由道教编造的故事。但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由于人们不了解佛教,僧人们默许了这个故事的存在。一旦佛教羽翼丰满,佛教开始与道教拉开距离,双方的辩论随即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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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教的思辨相比,道教是一个信口开河、缺乏逻辑能力的宗教,在辩论中屡战屡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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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行动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对皇帝的最大胆攻击,僧人慧远直斥皇帝要下地狱,成为佛教不屈从权威的最典型事例,也是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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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的佛教享受着皇帝的恩宠和无限荣华时,在遥远的北方,佛教却正经历一场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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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劫难来得非常突然。在几年前,北魏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对和尚们还恩宠有加,毕恭毕敬,但几年后的公元444年(太平真君五年),政治风向标却突然转向,佛教瞬间成了皇帝进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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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春天正月,皇帝突然下了一封诏书,这封诏书如同古代的“清理思想垃圾”运动,主要针对的目标,几乎包括了一切官方不喜欢的思潮,这其中既有巫术、谶记、阴阳、图纬、方伎这些中国传统的灰色地带,也包括了佛教这样的宗教团体。皇帝几乎没有把它们进行区分,就一网打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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