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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铲除这些“思想垃圾”，皇帝规定：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王公贵族，一概不准私自奉养和尚、巫师以及金银匠人，凡是已经有的，必须送到官府，不能私藏。皇帝给了一个月的期限，如果过期不报的，巫师和和尚身死，主人也要灭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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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皇帝又下了第二道谕旨，宣布人们不能私立学校，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学校上学，而那些技工、武卒，则只能继承父辈的职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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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法令几乎断绝了人们从事自由职业、进行自由学习的空间，而僧人作为首当其冲的对象，受到了严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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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的敕令似乎只是在北魏的都城平城（现山西大同）和东部地区实行。两年后，位于陕西的卢水胡人盖吴造反，太武帝率军进入陕西镇压了造反者。进入长安后，皇帝的马匹放在了一个寺庙中，因为寺里的僧人种了一些麦子，可以供马食用。太武帝进去看马时，他的随从官员在寺庙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兵器，出来后告诉了皇帝。皇帝大怒，认为这不是和尚们用的东西，而是和造反的人同谋的证据。于是他下命令诛杀了整个寺庙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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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完和尚之后，开始检点寺庙的物品，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器具。另外，在躲避战乱时，许多有钱人不能把东西都带走，就把一些贵重东西寄存在寺庙，也被发现了。最后，还在寺庙内发现了一些密室，被认为是和尚和贵族妇女淫乱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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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皇帝的亲信大臣崔浩正巧在旁边，趁机煽风点火，撺掇皇帝下令将长安的僧人全部杀死，将佛像毁坏，又命令全国依照长安的规矩办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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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一次全国性的灭佛运动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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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帝在长安时，他的太子拓跋晃（恭宗）留在平城。恭宗对佛、道都有好感，听说父亲大开杀戒，连忙上表请求不要这么做，认为杀戮和尚、摧毁佛像都是罪过，而更重要的是，许多艺术珍品都在灭佛中毁于一旦。通信来回三次后，太武帝仍然不解气，他发了一通诏书，描写自己对佛教的认识。[4]诏书的原稿可能是崔浩写的，显得文采飞扬。由于当时普遍认为是东汉的明帝做梦梦见金人在宫殿里飞行，才派人前往西域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僧人，诏书里直接把明帝称为“后汉荒君”，认为他本人信惑邪伪，胡乱崇敬妖孽。并强调，所谓佛，是中国自古没有的东西，只会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黑白颠倒。皇帝重申：从今以后，敢有崇拜外来大神或者制造神的形象的，都是灭门之罪。而各地方官员则应该把所有的佛像佛经都毁掉，把所有的和尚都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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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诏令之下，大批的和尚被赶走，大量的土木宫塔都毁于一旦。然而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即便他发布了如此严厉的命令，可是仍然有人敢于冒险。就连他的太子也并不听他的话。于是，皇帝命令下达的同时，各地官员已经开始暗中行动，提醒和尚尽早逃走，或者把金银宝像和佛经都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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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僧人从北朝逃到了南朝，促进了南朝的发展。还有的人躲起来，等待着将来政策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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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灭佛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难。此后，这样的行动还有三次，历史上将这四次法难称为“三武一宗”[5]灭佛，这“三武一宗”也就是迫害佛教的四个皇帝。然而，每一次法难之后，都会进入下一个迅速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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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灭佛，实际上也只是政治和经济的一部分。皇帝之所以要灭佛，是因为佛教不听话，而通过灭佛让和尚们听话之后，一旦皇帝控制了政权，就立刻又发了通行证。到最后，佛教、道教、儒教都在政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形成了一派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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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佛教在魏晋是一种思想上的开放势力，到了南朝，则已经和政权相连接，变成了皇帝的玩物，只是，在南朝时期，皇帝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佛教、道教和儒教之间的关系，无法让它们统一生活在政权之下。而在北朝，诸位皇帝虽然经过了数次暴力事件，最终却驯服了佛教，皇帝成了三教的首领，带领它们共同享受中央集权带来的权力和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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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北朝皇权和佛教在摩擦中最终得到和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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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与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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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是鲜卑族政权，建国的过程是从军事部落制向行政官僚制转化。要想完成转化，最适宜的方法是采纳中国的中央集权和政教合一模式，强调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由于定位清晰，北魏从一开始就把汉朝的儒教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终其一朝，将北方的文化进行重建，学习中原的正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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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遵循的是汉朝传统，使得它的文化成了一个集道统、谶纬、方术于一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北魏的正史《魏书》是二十四史中最迷信的一本，其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统治者的神化，以及无数的谶纬故事。在《魏书》中，那些北魏的名臣变得既像道学家，又像占卜的巫师，他们总是朝皇帝做着各种预言，要求皇帝根据这些预言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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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他学习汉文化定国号为魏，又迁都平城，建立宫殿，建设了宗庙社稷等宗教建筑，又设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品、爵位、律令、历法等，表明自己继承了汉代的正统。之后，他又设立了五经博士，并录取了三千太学生。为了彰显儒教，还命令这些博士和学生从儒教经典中总结大义，写了四万多字的《众文经》，进行文化推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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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武帝的儿子明元帝继续了父亲的爱好，他本人对于历史更感兴趣，甚至模仿刘向的书籍，写了一本三十篇的《新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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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元帝的儿子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继续了前两代的政策，建立新的太学机构的同时，还供奉了孔子，以孔子的弟子颜渊配祀，形成了国家宗教模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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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皇帝们在学习汉文化的儒教时，最初并没有忽略掉另外两种宗教，特别是佛教。实际上，自从西晋末年北方乱套之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对佛教有认同感。由于西域是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又多少和西域有点关系，他们认为佛教是自己的宗教。比如石勒、石虎的后赵政权就曾经在河北地区崇佛，受到汉族大臣的质疑，认为应该用儒来取代佛，而石虎却认为：佛是外面来的神，而我就是从边外来的，所以崇佛本来就是我的风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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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苻坚对于僧人道安的尊敬，后秦对于龟兹名僧鸠摩罗什的资助，都是北方对于佛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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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发端于中国的北方，与西域隔绝，所以最初对于佛教并不了解。但是道武帝仍然很尊重佛教，他平中山，经略燕赵，经过佛寺时都致敬，并禁止军旅侵犯佛寺。之后道武帝下令建立佛塔、禅堂，北魏开始了佛教的发展。另外，除了尊崇儒教、尊敬佛教之外，道武帝对于黄老之术也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可谓三教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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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元帝时期，继续尊道崇佛。在这个时期，中国一个特殊的机构建立了起来，这就是“道人统”，所谓道人统，就是管理得道之人机构。这个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个新兴国家想把僧人和道士纳入行政管理的尝试。[10]道人统也成了如今国家宗教局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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