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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排的理由是：根据《老子开天经》等道教经文的叙述，道教是在天地产生之前的混沌状态时就已经有了；而儒教则产生于周代，而且儒教是治国的宗教；至于佛教，根据《老子化胡经》的叙述，则是老子的小跟班尹喜创立的，所以更晚，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是在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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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开会，讨论到后来，北周武帝再次改变主意，想直接废除佛教，但仍然没有做结论。随后，他命令大臣甄鸾写一篇命题作文，讨论佛道二教的优劣，他没有想到，认真的甄鸾竟然洋洋洒洒写了三卷书呈了上来，这就是有名的《笑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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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道论》直接针对皇帝的说法，对道教进行了三十六条批驳。皇帝大惊，他的本意是取消佛教，没想到大臣却和他对着干，于是召集群臣讨论，给甄鸾扣上了“伤蠹道法”的帽子。而这时，另一位僧人道安又上了一本《二教论》[27]，继续批驳道教。武帝最后无奈，只好暂时搁置了这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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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了佛道大辩论的最高水平，作者利用道教文献，再加上逻辑的力量，指出道教文献本身就有着太多的逻辑错误，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可以看成是伪造的。这也看出佛教和道教的区别，道教天马行空，缺乏逻辑性，其文献也显得支离破碎，更多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而佛教内部文献则早已接近于学术论文的水平，虽然逻辑没有发展出三段论这样确定的形式，却已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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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道论》分成三卷三十六条，批判了道教的三十六个论点。按照作者的说法，是嘲笑道教经典号称三洞[28]，而当时的道教经典号称三十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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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十六条又可以主要概括为五点[29]：第一，道教书籍中记载互相矛盾，比如所谓“造立天地”，道教经典中的记载就是矛盾的，在《太上老君造立天地》中声称老子的身体变成了日月山川[30]，可是其他书（比如《老子开天经》）又说天地是从混沌中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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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中的记载违背了历史常识，比如“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为周师，无极元年癸丑去周度关”，这样的记载，而年号实际上是汉武帝时期才有的，在周代就编造年号，显然不符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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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混乱不堪，一会儿说老子化成了佛陀，一会儿说老子的跟班尹喜化成了佛陀。甄鸾总结了各类书中共五种说法，每一种都不同：尹喜化佛是一种；老子化佛又有两种，一种是在克什米尔成佛，另一种是说在“维卫”这个地方化佛，也叫释迦；第四种是说老子的老婆号称释迦；最后一种是说老子度化了印度王子悉达多，号称释迦；到底哪个是真的，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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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道教经典中有许多荒唐污秽的道术，还在房中术上大做文章，这在当时的佛教徒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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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道教经典原创性不足，偷窃了很多佛经的内容。比如《妙真偈》和《灵宝经》偷窃《法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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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辩论没有胜负结果，但是从理论上，佛教一直保持着对道教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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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北周的理论辩论之外，佛道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了元代。由于明代是铁板的儒教治国，清代又明确了喇嘛教的地位，汉地的佛道二教处于在野地位，纷纷到民间吸引普罗大众去了，也就没有必要为了争夺高层资源而辩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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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时，隋文帝也曾经发现了老子化胡的塑像，觉得很奇怪，召集了一次佛道辩论，辩论的题目仍然是老子化胡问题。隋炀帝时期，佛道继续辩论，到了唐代高宗、玄宗、德宗时期，也都有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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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老子化胡问题只是中国文人的戏谑之作，等于吵架不过编一些盘外招，却意外地引领了千年佛道大辩论的主题。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便利性，利用这个主题挑动双方的争论，再给予它们不同的待遇。在一个吃肉的同时，另一个却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佛道两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皇帝，围绕着皇帝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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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北周武帝在挑动了佛道之间的妒忌心，发动了辩论之后，突然决定哪个也不支持，两个一块儿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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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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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北周武帝再次协调三教问题，召集了佛道和官员们探讨三教的排位。此时的武帝已经想明白，统治还是必须用儒教，这次的排位变成了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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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两家争吵不已，皇帝也烦了。武帝忍无可忍，终于下令，佛道两家都禁止掉。经书全部烧毁，佛像砸碎，所有的和尚道士一概还俗，编入户籍成为纳税人，而所有的祭祀，只要是儒教经典中没有记载的，一概废除。[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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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佛，或者称为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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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灭佛与当初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太武帝对不听话的僧人进行武力消灭，而北周武帝却没有消灭僧人，只是强迫僧人还俗。北周武帝的措施之所以更缓和，得益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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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和他的祖母文成文明太后）改革，我们一般称之为汉化改革，这样的提法偏离了重点。他改革的实质，是建立一套社会控制体系。北魏皇室是从游牧部落发展而来的，而北方中国经过多年的战乱，也早已经社会失序，基层结构都乱了套。所以，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就是要把这个失序的社会重新组织化。他们建立了完整的官员俸禄制度，重新分配了土地，建立了完整的户籍制度和纳税体系。当这些改革完成后，皇帝就已经对社会的人口和资源都有了详细了解。北周就继承了北魏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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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魏太武帝时，皇帝对社会基层控制力弱，即便想让和尚还俗，但是由于对基层不清楚，和尚们阳奉阴违，白天还俗，晚上就逃走了，继续跑到皇帝管不到的地方当和尚。至于全国和尚的户籍，皇帝也查不清楚。所以要灭佛只能采取激进的措施，用武力把反抗者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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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周武帝时期，皇帝已经有了和尚的户籍信息，哪里有多少和尚一目了然。皇帝把和尚还俗安排到地方后，地方的乡长里长可以把他们看住，还给他们分配土地，这样和尚就跑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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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两次灭佛的不同，反映了皇权对于社会控制力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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