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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铁了心废除佛像，竟然说：国家七庙是上代所立，也不是我想要立的，我也认为这不好，干脆一块儿废除了。另外，皇帝认为，佛经是外国之法，中国不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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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又打了个巧妙的比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在的鲁国对于秦国、晋国来说，也是外国，是不是说，孔子的儒家就不应该在秦国和晋国通行呢？至于皇帝要废除七庙，就是不尊重祖先，不尊重祖先就是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导致五经无用，皇帝一会儿要尊崇儒教，一会儿又要废除儒教的根本，这是不是也是矛盾的？如果儒道释三教都不要了，又如何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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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反驳说：鲁国和秦国、晋国虽然是不同国家，可是都属于华夏（王者一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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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说：鲁国和秦晋都属于华夏之地，那么中国和印度还都在四海之内，轮王一化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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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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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接着批驳皇帝逼迫僧侣还俗，他举儒教提到的“立身行道以显父母”，这也是孝道。意思是说，僧人不见得非要回家伺候父母才叫孝顺，在外行道，为父母挣名，也叫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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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认为：父母如此恩重，如果抛弃父母，远离父母，就算是孝顺，也不是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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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立刻又抓住了皇帝的把柄，反驳说：如果远离父母就不是至孝，那么，陛下的左右大臣们为了给陛下当官，都必须远离父母。为什么陛下不放你的大臣都回家，而是要让他们跟着你服役至少五年见不到父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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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我也是轮番派他们回家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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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说：佛教也让僧人们在冬夏修道，春秋回家伺候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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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又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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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接下来的话将成为中国历代皇帝能够听到的最大胆的话。他声称：皇帝依靠武力破除佛教三宝，就是“邪见人”，而邪见人是要下地狱的，在阿鼻地狱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皇帝难道不害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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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的诅咒让皇帝勃然大怒，他直视着慧远，说道：如果百姓幸福，那么我宁肯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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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说：陛下你以邪法引导人，是在种苦业，凡是听从你的人，都会跟着下地狱，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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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慧远说了这些话，竟然还能平安无事地从宫中出来。皇帝没有对他下手，只是命令众僧先回去，把参加辩论者的姓名留下。不过最后他也没有处理慧远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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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虽然表现出了大度，却并没有停止灭佛。在北齐，佛教原本比北周要兴盛，在北周武帝的努力下，四万座佛寺要么被毁，要么成了王公贵族的府邸。而僧人们还俗的就有三百万之多。至于佛像佛经被毁的，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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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一次灭佛持续的时间也不长，第二年，北周武帝去世了。继任者很快转变了方向，佛教再次兴盛起来，并在隋唐达到了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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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的佛教已经与当初的不同了。在最初，佛教是作为一种反叛力量被人们接受的；在南朝，佛教又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客，享受着极大的特权；而到了北朝，随着“道人统”“沙门统”等政府机构的出现，僧人们已经被纳入了政府的管理之中。他们的数量受政府管控，建设寺庙要批准，经济也仰仗政策上的“僧祗户”，所以越来越低调。就如同当年的道教转变一样，佛教也越来越不问世事，专心禅修去了。所谓的思想自由，就逐渐地被管控了起来，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偶尔做出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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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和尚慧远的诅咒，虽然是佛教不屈服的象征，却也成了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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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书·世祖纪》：“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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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书·世祖纪》：“庚戌，诏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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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魏书·释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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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书·释老志》：“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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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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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魏书·太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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