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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唐时期，真常系成了中国的主流，又派生出许多分支，比如，在玄奘之前就开始流行的天台宗就是这样的分支之一。在这些中国式佛学的解读下，许多印度佛经被曲解，而许多印度没有的教义被中国人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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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秉持的是唯识这一支，更偏重印度原教义，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唯识，由于中国的佛经翻译上问题太多，也掩盖了真实的教义。更何况受到真常系的各种污染，很难找到一种纯净的理论。他决定到印度去寻找原始经文，将这些污染去掉。这里的“真经”，不是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对立，而是在大乘佛教内部，中国式解读和印度原教旨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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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印度的原始教义，玄奘西行，经过西域进入中亚，过铁门进入阿富汗，又到达克什米尔，最后进入印度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3]学习，并在游历了整个印度之后，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原文，一共五百二十六筴、六百五十七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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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后，玄奘拒绝了唐太宗请他出仕的要求，潜心译经，共翻译佛经七十四部。[5]他翻译的佛经质量上乘，更接近印度的原义。而对于唯识理论，他做了深入的研究，编译成了《成唯识论》。在他的倡导下，唯识宗在唐太宗、高宗年间成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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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玄奘没有想到的是，他花这么大功夫做的事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影响。当他去世后，唯识宗又火了一段时间，就迅速冷却了下去，反而被从中国发端的几个宗派压倒了。这几个宗派从理论上来说和印度原典相差甚远，大都属于一知半解，却主导了中国的佛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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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质量的经文翻译也没有起到作用，由于印度佛教的理论性太强，思辨过于复杂，中国人理解不了，僧人读来读去都放弃了，还是更喜欢在简单的道理上随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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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到了武则天时期，玄奘的一切努力就已经化为了泡影。如今的人们更是不了解他孜孜以求的佛经理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不务正业的旅行家，如果玄奘在天有灵，会更加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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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的努力换不来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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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已经和印度佛教脱钩了。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们还是在学习外来文明，到了唐代，就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经义了。到这时，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中国式创造，才能被接受，然后转化成为汉式理论，再去影响中华帝国圈的其他文明。玄奘恢复佛教教义纯正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得逞，也注定了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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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不明白，一个宗教，或者一种文化，并没有所谓的纯正一说，当它们飘到哪里，就开始在哪里生根发芽，产生出独特性。而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恰好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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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最为开放，也最为自信的朝代，它的人民既不受制于充满了天人崇拜的汉代经学，也不同于宋明以后束缚人类思想的理学，而是有充分的空间接受新的事物，发展自己的观点。唐人的天马行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学，也为社会的发展打开了足够的缺口。从魏晋开始，玄学和佛教注入的思辨精神，到了唐代起到了催化作用，变得百花齐放，而统一之后的稳定又为文人们提供了生存的便利，不再担心会战死或者饿死，他们要么做官，要么发展自己的兴趣。同时，北魏时期建立的一系列政教分离的制度，又保证了三教可以相对和平地共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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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由于社会没有恢复，百花齐放还不明显，到了盛唐时期，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奉儒教、道教、佛教，也可以将自己融入自然，对于经商感兴趣的人开始发财，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几大发明：印刷、指南针、火药也开始纷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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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开放的角度看，唐代之所以创造出这绚烂的一切，和不强调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联系，这个朝代也最像现代社会模式，或者说，站在了现代社会的边缘。到了宋代，整个社会生活仍然带着唐代留下的底子，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唐代末年出现的意识形态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宋人的头上，并产生出了下一次神权政治的重建，让唐代的现代萌芽没有成为现实，而是坠落回了旧的轨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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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空壳的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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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感慨现在的学生太累，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需要经过十二年的学习，加上大学四年，就是十六年的时光，然后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官僚系统。那么，在科举制度刚刚实行不久的唐代，一个学生要完成当时的各门学科，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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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出人意料：二十年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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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教材，是唐太宗时期制定的《五经正义》，以及其他的儒教经典。那时最高的学问叫“通五经”，五经皆通，就是最高级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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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孝经》和《论语》学起，每一本书学习一年。这两门课属于学前班教材，学通之后，才能继续学习小学，当时叫作“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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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经的教材包括四部，分别是《尚书》《公羊传》《谷梁传》《易经》。前三本书每一本学习一年半，《易经》则要学习两年，一共是六年半。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学习的课程是“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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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的教材包括《诗经》《周礼》《仪礼》这三本书。三本书学习的时间是各两年，加起来是六年。六年后，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学习的课程叫“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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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的教材只有两本书，分别是《礼记》和《左氏传》。这两本书各学习三年，一共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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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年半时光。五经通彻后，参加中央政府组织的考试，也就是科考。录取后授予的就是“明经”出身了。这个出身，就是进入官僚系统的通行证，虽然暂时还是待业，但过上一两年，或者几年，皇帝就会授予他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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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的天资有别，不见得一定要学通所有的经典。于是，唐朝又设立了层次低一些的考试，可以通两经，也可以通三经，当然前途也比通五经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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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看到这里，人们会以为，唐朝的科举已经开始束缚人的思想，要求人们花二十年时光背十一本书，当人们把这些书背下来，也就失去了创造力，只适合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当一个老官僚了。一个人很有智慧，却不想背书，难道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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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这些人照样有前途，唐代的科举制度留下了足够的后门，这个后门叫“进士科”。进士科与前面的明经科不同，对儒经的要求放得很低。它只要求参加考试的人写诗、写赋，或者写策文回答实际的政治问题。同时，再从一部大经中选取一些句子，贴上其中的几句，要求考生填空，只要填对了，就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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