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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要求的目的仍然是经济上的，这时恰好是接近统一、百废待兴之时，国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需要寺院释放出来的土地。灭佛，是拿到这些资源的最简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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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灭佛之后，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引领作用彻底终结。虽然佛教仍然是一个社会因素，但是，和尚们已经被政府控制了起来。到了宋代，政府卖和尚的度牒筹钱渡过财政难关已经成了明目张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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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们也学会了“闷声大发财”，他们变得越来越庸俗，享受着皇帝恩赐的财产，至于思想，早已经不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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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的衰落，导致中国再次回到了儒教主导的轨道上。于是，中央帝国对思想的控制再次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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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游记·第十二回》：“这菩萨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么？’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台来，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见前的盖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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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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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那烂陀寺遗址至今犹存，本书作者访问印度时，参观过遗址内的大规模僧舍。每一个建筑内都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周边是一圈如同格子间的僧舍。一千多年前，其中有一间必定属于那位中国来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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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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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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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新唐书·选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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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旧唐书·刘禹锡传》和《旧唐书·柳宗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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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昌黎集·答崔立之书》：“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既已为之，则欲有所成就，书所谓耻过作非者也。因复求举，亦无幸焉，乃复自疑，以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余亦无甚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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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旧唐书·元载传》：“载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家贫，徒步随乡赋，累上不升第。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载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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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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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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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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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十宗指的是：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明宗、一切法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绝宗、圆明具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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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隋书·经籍志》：“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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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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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广弘明集·卷二十五》：“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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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道教义枢·序》：“夫道者，至虚至寂，甚真甚妙，而虚无不通，寂无不应，于是有元始天尊，应气成象，自寂而动，从真起应，出乎混沌之际，窈冥之中，含养元和，化贷阴阳也。……元始天尊生于太无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天地沦坏，劫数终尽，而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五方净土，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其所度人，皆诸天仙圣，无量上品，有太上老君、天真皇人、五方天地及诸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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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二年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以册尊号。制追尊圣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仍于谯郡本乡置庙。尊咎繇为德明皇帝。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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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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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韩昌黎集·答崔立之书》：“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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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韩昌黎集·与孟尚书书》：“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某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以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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