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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韩昌黎集·原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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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旧唐书·韩愈传》：“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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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见《旧唐书·武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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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户数为四百九十五万户，缺乏口数，但以唐代人口整体趋势判断，应在五千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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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我们可以把唐武宗的诏令当作自白书来看，在诏令中，他详细谈到了对佛教危害的认识：“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见《旧唐书·武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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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新唐书·食货志四》：“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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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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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四部 叛逆的害人者：重建神权政治（公元960—公元1506年，宋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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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公元960—公元11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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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时代对科举的改造，为明清时代的僵化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唐代的自由式科举被更加严格和充满了限制的课本式科举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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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在政治哲学上最大的两派是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者崇尚对社会治理有用的实学，强调经济的作用，却由于过于相信政府的力量，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方式而宣告失败。复古主义虽然反对实用主义的计划经济，却对经济一窍不通，总是想回归古代的道德统治和礼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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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派的夹缝里，温和的折中派包括范仲淹、苏轼等人。前者更加温和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后者受到了双方的排挤，无法施展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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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终结后，宋代逐渐陷入了道学的陷阱。道学对唐代的反思，也认定唐代的问题在于自由太多了，应该更加控制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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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也是出版业大发展的时代，皇帝从对出版自由不知所措，到逐渐学会控制，将出版革命列入了政府的监管之下，为其所用。出版业自由的丧失，让中国失去了发展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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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决定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一次重大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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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组发生在熙宁变法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两年前，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当年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常平仓，第二年又推出了保甲法。[1]然而，新法的实施却遇到了重大的干扰，当时的大臣们有一多半都在激烈地反对。在王安石党羽和反对派的争论中，双方互相攻击，反对派把支持派贬为“新党”，而支持派则把反对派称为“旧党”。大量的政治资源都浪费在争吵上，让王安石感觉到，除了变法本身，思想的控制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批齐心协力的大臣，改革措施很难推进。而要选拔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才，必须从选拔机制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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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之前的北宋时期，科举制度是直接继承自唐朝，主要考试科目分为进士科和经学科两类。进士科主要考诗赋，测试人们的语文能力；而经学科则主要考人们对五经的背诵能力。但在王安石看来，随着制度惰性的加强，这两种考试都变了味，无法找到合格的人才。进士科选出来的人只会一些浮艳的词句来获得世俗的欢心；而经学科则只会背诵经文，却并不理解其中的义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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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选拔真正的人才，必须做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是政府的科举制度，第二是学校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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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安石被称作“新党”党魁，也就是所谓的改革派，但在改革科举制度时，他和清末的康有为采取了同样的路数：回到儒教去找依据，恢复古代的人才选拔标准，也就是儒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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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科举制度改革，王安石废除了其他的科目（包括明经），再对进士科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对于诗词歌赋的考试，而改为对五经、《论语》、《孟子》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先通五经之中的一部，然后再考《论语》《孟子》，再测试经学的大义十道题，最后写一篇时论和三道时务策，以及五道礼部题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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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改革首先在京东（开封以东的河南、江苏、山东、安徽一带）、陕西、河东（黄河以东的山西地区）、河北、京西（开封以西的河南、湖北地区）五路实施，包括了宋代最核心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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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王安石名曰“复古”，却并没有真的返回到汉代的经学传统。汉代经学侧重于背诵经文，对于大意则不大讲究，培养出来的都是书呆子，而王安石想培养的，却是只掌握经义精神，不要求背诵课文的人。这是对汉代经学的颠覆，而不是复古。实际上，宋代已经无法回到汉代精神，所有叫嚷着恢复汉儒的人，都强调不要背诵章句，而是理解儒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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