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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能数次崛起，和他的能力分不开。从能力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改革派，得到了所有务实派的认同。他曾经在对西夏的战场上立过战功，也曾经在担任地方官时，赈济百姓、兴修水利，都取得过良好的效果，受人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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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是一个能够团结两派的人，如果要控制北宋时期的党争，必须有这样一个团结派的人出头，才能形成联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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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宋朝刚刚经历过西夏危机。从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开始，西夏人的领袖李元昊称帝，与宋朝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6]在冲突中，李元昊几乎一年一次大捷，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共屠戮了几万人。最后，正是在前线担任守备的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人建立起了一条较为牢固的防线，才将西夏人的扩张控制住。直到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两方才达成协议，由宋朝每年送给西夏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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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原本与宋朝维持和平的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宋仁宗再次屈服，派富弼与辽国签订了新的合约，将送给辽国的岁贡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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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夏和辽的扩张相比，更让人头疼的是北宋政府自己的问题。政府内部已经是冗官充斥，军队规模庞大但是实力羸弱，财政吃紧。战争的爆发更是直接让朝廷不得不大幅度提高税收，影响了民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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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和辽的逼迫、内部的重重问题，终于让皇帝要发愤图强进行改革。改革派和保守派也都能接受的范仲淹成了改革的设计师。这次改革，就成了关乎宋朝命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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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改革基本上是务实的。在中国历史上，历次改革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以增加政府财政、提倡政府加强经济管控为目的的改革；而第二类则属于放松政府控制、搞活民间为目的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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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改革往往是左派采取的方法，而右派却坚决抵制。第二类改革往往能得到右派的赞同，但是，实施起来会同时触动两派的利益，所受到的阻力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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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改革属于后者，他提出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了十条内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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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十条内容针对的是当时的四种现象：一是养兵贵，二是冗官，三是行政效率低下，四是百姓税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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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进行一次理顺式的调整，将原来制度中已经乱套的地方重新调整好。这是一次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改革，与后来王安石的激进式改革形成了对比。它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从自我的身上割肉，减少对社会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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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次改革成功，就不需要后来的王安石改革，也就不会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裂。而作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范仲淹的改革应该会得到双方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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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庆历新政到底命运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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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之初，人们对于改革的热情是很高的。然而，当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依据政策去执行，这时，人们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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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政需要淘汰不合格的官员，取消官员子弟的当官权利，严格考绩制度。这件事情一提出来，人们开始纷纷推脱逃避，不支持他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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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为了对付这种推脱，决定理顺官僚制度，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交给中书和枢密院这两府，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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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皇帝也不敢支持他，只交给了他刑法权。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他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庆历新政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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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是最后一个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能够接受的人物，当他的改革失败后，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人能够联合两派来推动一个事情了。任何一个想做事的人，必须要么投靠这一派，要么投靠那一派，否则就会同时受到两派的牵制。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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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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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意识形态分裂史上，有两个人物没有被后来的理学家尊崇为道统，但对理学产生的影响却比其他人都大得多。南宋的朱熹等人喜欢给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脸上贴金，可即便没有二程，理学家仍然可能发掘出其他人来填补二程的地位。但是如果没有王安石、司马光的争斗，就不会有理学产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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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司马两人的争斗看上去是因为改革问题，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从北宋创建以来，随着文官的地位提高和稳固，文官之中就产生了一种复古主义的传统。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的混乱让北宋初年的文人开始反思：为什么会产生战乱？他们得到结论是：唐代的自由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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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由太多，一是在意识形态上三教并立，人们的思想是分散的，缺乏合力。二是因为臣下对皇帝的不尊重，北宋太宗就曾经嘲笑过唐德宗。唐德宗时期由于藩镇割据，藩镇不听皇帝的话，皇帝也没有能力去教训藩镇，因为他没有钱，甚至只能朝着藩镇求爷爷告奶奶，请他们出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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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总结这两点经验，认为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又要人们听从皇帝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归儒教，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居其位，不要乱了纲常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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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和中叶，人们撰写历史时都特别注意遵循儒教的这套规律，弘扬那些听话的人，批评那些不听话的人。从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新五代史》开始，就把这套原则贯彻到了字里行间。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更是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精神之中产生了北宋的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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