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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保守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是有区别的。现代保守主义包罗万象，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基本上以主张小政府为主，也就是政府少管事情。而北宋保守主义只是提倡人们要遵从于儒教礼法，而在治理上并不推崇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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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最初也只是一个理念，比如，欧阳修本人虽然提倡儒教礼法，但是在谈到具体的政策时却是实用主义者。北宋前期的大臣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对于政治结构、经济、军事都有涉猎，基本上是通才。比如欧阳修是一代文宗，但是他一生中担任的官职却非常丰富，曾经担任过首都最高行政长官知开封府，也担任过掌管军队的枢密副使，还担任过最高行政官员参知政事。史书称他为军政、民政、财政的通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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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在这时是没有完全和实用主义分离的。即便到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看上去已经无法共存，但在表现上仍然是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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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剥掉了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温情面纱的，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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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阳修等人不同，司马光基本上是一个清流官员，他编纂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却对于实务性工作并不够了解。他在修史的过程中，对于任何企图改变先人做法的事情都充满了警惕，任何对于儒教礼法的不尊重，都会引起他极大的愤怒。王安石则正好相反，雄心勃勃的他一心做实务性改革，对于意识形态并不在意，他之所以要改革科举制度，掌控意识形态，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推进改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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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一个采取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另一个采取完全保守主义的作风，就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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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开始了有名的熙宁变法。皇帝想要变法，并非匆忙推出的，他曾经广泛征求了各位大臣的意见，请他们讨论，看谁能够解决当时最大的问题——财政问题。在大臣们的反馈中，主要的意见分成了两类，各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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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虽然认为问题很大，却提不出具体的措施，希望从长计议。[13]王安石则认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搞活民间经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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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从两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来看，显然王安石的态度更值得推崇。司马光的做法，只不过是在等死。既然宋代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就必须尽快进行改革，拖延不是办法。王安石对待改革的态度，和当初的范仲淹也是一致的，范仲淹也认为改革必须尽快进行，才能带来最小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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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安石改革成功，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保守主义的得势，也就不会有社会思潮的剧烈封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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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安石的改革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缺陷。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他，许多改革者都会有这个缺陷，这就是：他们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试图以大政府来指导社会，结果不仅指导不成，反而引起了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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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法的内容并非本书的范围。[15]简单说，王安石想建立一套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框架，以政府插手金融、贸易、运输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结果，官员对经济插手之后，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搅乱了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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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变法在某些局部上也有好处，比如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可以解决一定的缴税公平问题和经济外部性问题。但作为一个整体，是副作用远大于好处。到了他下台后，新法大部分都被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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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遗产反而不是变法本身，而是变法带来的党争。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改变了人才录取标准，并直接打击那些反对他的人。但新上台的这些人往往都是投机分子，他们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为想上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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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失败后，司马光等人上台，王安石下台。由于此时已经没有了容忍的风气，于是又开始了另一轮斗争，改革派下台，保守主义者上台。事实证明，保守主义者并不比改革派好，甚至更糟糕，他们在打击政敌上同样不遗余力，同时还缺乏改变现状的精神。北宋的政治更加混乱，直到另一次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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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再次找到了改革派，把保守主义者打入禁区。双方的斗争最后耗尽了北宋王朝的元气，不仅无力解决经济问题，就在精神上也趋于分裂，无法抵抗更加凶猛的女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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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排挤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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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另外有一类人，他们不肯依附于其中的任何一派，试图保持独立性和判断力，结果遭到了双方的打击。这一派人的代表叫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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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年纪比司马光和王安石小十几岁[16]，却继承了更上一代的范仲淹的传统。他一方面不避讳改革，而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急功近利的聚敛式改革。在改革思路上，他也继承了范仲淹的想法，并不把为政府征税当作第一位，而是主张政府应该节用，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王安石改革中以敛财为目的的内容，他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改革中有助于理顺经济关系的部分，他又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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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本来应该是一个人所持的最正确立场，却在当时遭到了两派的反对。人们对于苏轼的文采大都非常赞赏，但他在仕途上却屡遭排挤，在中央闲差和地方小官之间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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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哲学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继承了唐代文人的传统，对儒教并没有特殊的偏好，反而对于佛教和道教充满了向往，希望能够将儒道释综合起来，形成一种宽容的学术氛围。由于力主宽容，他对于道、儒的意见也更加接近于两者的哲学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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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他的学习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他最初学习儒教的经典和史书，对贾谊、陆贽等人非常佩服。到后来读到了《庄子》，感慨地说：我以前心里面有见解，但是说不出来，现在读到这本书，就见到了我的心里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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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他并不认同道教所编造的各种神仙体系，而是回归到了道家的原点：无为而治，也就是汉代提倡的黄老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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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道家的看法，集中反映在碑文《上清储祥宫碑》里。上清宫建于宋太宗时期，在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失火，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开始重建。最初使用的是皇帝拨款，后来太皇太后曹氏认为不应该动用国家的钱，“民不可劳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钱不可发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变卖自己的财产，才建立起来。苏轼对太皇太后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既尊重信仰又不连累社会的好办法，并阐述了对于道教的看法。他认为黄老之术才是道家的本源，而所谓的方士之术只不过是道家的末流而已。他希望皇帝能够接纳汉代文景时期的经验，采取黄老之术，清心省事，薄敛缓欲，重新回到不用兵而天下大治的境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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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佛教，他也没有按照印度佛教的本意去理解，而是认为佛教是一种与儒教相通的信仰，只不过儒教管世间，而佛教管出世，至于出世还是入世，两者的法门都是一样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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