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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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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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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贵的是,当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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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代。在汉朝时期,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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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巅峰,而西方仍然在中世纪里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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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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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宋史·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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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取材》:“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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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神宗熙宁四年》:“明经及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诸科新人应举,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其礼部所增进士奏名,止取五路进士充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诸科向习进士。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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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宋史·范仲淹传》《宋史·富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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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治通鉴》由保守派领军人物司马光领衔,《新唐书》由保守派大将欧阳修领衔,《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的私撰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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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宋史·夏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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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宋史·仁宗纪》《宋史·富弼传》《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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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范文正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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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具体内容参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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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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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财赋,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韩滉专制镇海,积聚财货,德宗遣其子皋往求,得百万斛以救艰危,即当时朝廷事势可见矣。朕今收拾天下遗利,以瞻军国,以济穷困,若豪民猾户,望吾毫发之惠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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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史·欧阳修传》:“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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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史·食货志下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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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史·王安石传》:“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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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具体内容参见本书作者所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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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司马光是公元1019年生人,王安石是公元1021年生人,苏轼是公元1037年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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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宋史·苏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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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上清储祥宫碑》:“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术公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天皇、太一、紫微、北极之祀,下至于丹乐奇技,符箓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则韶濩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札,不能以致刑措。汉兴,盖公治黄老,而曹参师其言,以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以此为政,天下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其后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敛缓狱,不言兵而天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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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南华长老题名记》:“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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