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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下令,把一些人打入了“元祐奸人党”,共一百二十人(后来增加到三百零九人)。把他们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27]欧阳修死得早,碑文上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出馊主意的苏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和哥哥苏轼的名字都不幸被列在了碑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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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碑两个月之后,皇帝开始禁止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第二年又特别下令,一定要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皇帝仍然感到不过瘾,又在当年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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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苏辙还没有死去。大概他提议禁书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却没有想到革命的炮火会砸到自己的脑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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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开始,禁书也就成了皇帝的武器,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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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宋代行政效率不高,相对宽容,还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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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两代,随着集权主义达到鼎盛,终于开始对异端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和文字狱。到了这时,中国曾经出现过的那次出版革命彻底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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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镇压,明清时代的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皇帝在禁书的同时,会发现出版业也在跟着自己的旗杆转,由于印刷违禁书籍要掉脑袋,出版商开始自我审查,主动帮助皇帝过滤他不喜欢的内容。而皇帝喜欢的书则立刻大量印刷,铺天盖地。于是,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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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帝把四书五经和朱熹定成入仕的标准之后,大量的应考书籍、辅导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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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人类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制造了大批的书呆子和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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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禁书之时,却没有想到会有人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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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明朝建立八十年后,西方的出版家古登堡也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但起到的作用却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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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古登堡的发明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人们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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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在西方的统治者中也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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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们却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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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和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伏尔泰在法国不受欢迎,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马丁·路德的批评被教皇咒骂,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当亨利排斥胡格诺教徒,荷兰人大喜过望,虚席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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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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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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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贵的是,当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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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代。在汉朝时期,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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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巅峰,而西方仍然在中世纪里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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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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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宋史·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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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取材》:“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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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神宗熙宁四年》:“明经及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诸科新人应举,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其礼部所增进士奏名,止取五路进士充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诸科向习进士。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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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宋史·范仲淹传》《宋史·富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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