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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主教思想则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第一，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第二，人类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通过教会来领导人类。第三，人类要服从上帝的意志，也就是服从教会的领导，遵循教会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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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主教思想到了近代就受到了冲击，人们纷纷表示不再相信它了，从这些怀疑者中产生了许多派别，而最著名的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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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第一，这个世界绝不是上帝创造的，它是机械式存在的，不需要创造。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宇宙真理”，这个宇宙真理就代替了上帝的地位，统治着整个宇宙。第二，人类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也受到这个宇宙真理的统治。下面，就到了最关键的部分：这个宇宙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这个宇宙真理反映到人类社会，就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五步进化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不管人类如何不情愿，到最后都会从奴隶被动地进化成共产主义战士，毕竟他不可能违背宇宙真理。第三，既然五步进化论是宇宙真理，那么人类应该怎么做呢？人类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对着干，把自己强行植入这个阶级斗争的宇宙真理之中，放弃掉自我，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以便更快地实现这个宇宙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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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设置，人就不再是人，而是变成实现宇宙真理的一个小小工具了。所谓“存真理，灭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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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宋代发展出来的理学就是某种程度上的“马克思主义”，它取代了作为天主教的两汉经学教义，代表着对于宗教的反叛，却把人类交给了另一个凶猛的怪兽：宇宙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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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第一，这个世界是由“天理”这种抽象的宇宙真理所创造的，天理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类社会也是“天理”的创造，所以人类也受天理的约束。第三，人类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放弃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应该首先学习这个天理，其次再遵循这个天理做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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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五步进化论是“宇宙真理”，而上面谈理学时，光说理学也承认有一个“天理”，但这个天理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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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理学内部争论的焦点，不同的人心里的天理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有很多相似性，又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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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天理进行认证的过程，从周敦颐到朱熹，他们的天理观逐渐演化，也逐渐条理化，最终形成了一套束缚人思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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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理学到底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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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答案是：理学既不好也不坏，而对社会真正产生影响的，是那些把理论应用到社会的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没有实现它，就只不过是一种纸面的学说而已，而列宁把它实现了，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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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就来看一下，理学发展中的一位位道学家，是如何探索这个所谓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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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士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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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是北宋帝国最有希望的年代。在这之前，当宰相的是吕夷简，他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权倾朝野，北宋官场呈现出一片暮气沉沉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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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到了庆历三年，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的逆转，吕夷简下台，执政的是一批有理想的改革派。北宋经过了几十年的统一后，经济大发展造就了学术环境的稳定，这时的朝臣大都满腹经纶又有实务经验，同时又表现得刚正不阿，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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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执政的是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北宋还有一个庞大的谏官群体，负责监督官员和皇帝的政策，担任谏官的是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人，吕夷简之后，军事枢密使一职最初给了与改革派不属于一系的夏竦，后来在谏官的要求下，又罢去了夏竦，让杜衍当上了枢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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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所有重要的职务基本上都掌握在了改革派的手中[1]，范仲淹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了庆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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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改革派来说，此时最忌讳的是，反对派把他们“朋党化”。在他们掌握政局之前，吕夷简之徒打击他们的最有力武器，就是说他们“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如果被扣上了“党”的帽子，任何改革措施都可以被认为是谋私的。在被打压的时候，欧阳修曾经专门写过《朋党论》，辩称君子选择朋友是以“道义相同”为标准，而小人选择朋友是以“利益相同”为标准，皇帝应该区分这之间的不同，不能因为君子们成为朋友就感到紧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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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在改革派当权推进改革之时，他们仍然最避讳的是被当作党徒，而反对派们也是不断地用“党徒”这个名字来影响皇帝的判断，如果反对派们成功，改革就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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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自视为改革派朋友的人却放了一炮，让人大跌眼镜，这人就是石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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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字守道，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年轻时曾经在北宋的南京（当时的应天府，现在的商丘）师从于范仲淹，因此自称是范仲淹的弟子。到了庆历年间，在杜衍的推荐下，他当上了国子监直讲。事实证明，石介是个颇具煽动能力的老师，他在这个职位上，把国子监变成了一个清流横行之地，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的课，太学的兴盛从他开始。石介也由此结交了欧阳修等人，成了改革派的座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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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竦被解职，杜衍成了枢密使之后，石介发现，他的老师范仲淹、推荐人杜衍、朋友欧阳修等人都成了当政者，于是心情大快，认为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皇帝是最好的皇帝，大臣是最好的大臣，一时兴起，写了一首拗口的《庆历圣德诗》。这首诗使用了大量的古词古句，彰显了他的学究精神，而诗的内容则充满了党派精神。其中他赞扬了皇帝的圣明，又赞扬了范仲淹为首的大臣们的改革，同时贬斥了他认为的那些奸臣（比如夏竦）。对当时人物如同数豆子一样点名道姓进行渲染，让人一看，就产生了强烈的朋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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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一传开，就让改革派的大臣们感到不适，如同出了一个猪队友，不仅给自己找麻烦，还给改革带来了新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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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的朋友孙复听说了此事，立刻认为，石介的祸端从这首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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