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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的还是苏轼，他说：这种破礼仪一定是当初叔孙通那个死鬼定的！[12]孔子是通人情的，怎么会定这种乱七八糟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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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程颐的党徒开始排挤苏轼，但最终却导致了程颐的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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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程颐的争议，可以看成是道学派和实务派之间的争议，苏轼主张世俗化，对于实际问题实际处理，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道德或者理论高度。而程颐则认为，不管什么事情，大到治理国家，小到吃饭拉屎，必须首先高屋建瓴看到事情的实质，再进行选择。但他对于理论高度的把握由于过高，往往忽略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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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调自己理论的重要性，程氏兄弟认为，天下的学者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文士”“讲师”和“知道者”。文士，指的是能文的人，也就是精通除了道学之外文化的人，自然与程颐争执的苏轼会被划成这一类，这一类是学者的最低级类。讲师，指的是阅读儒经、进行训诂的人，这一类人已经懂得儒经，却并不了解儒经背后的深意，按照划分，宋代以前的儒家学者，以及宋代不属于二程流派的儒家学者（比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会被划归这一类。最后一类是所谓“懂得道的人”，这一类人自然也就是程氏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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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道”，程氏门徒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之中，人们首先想的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根据世间的事物，首先寻求它们背后的“道”“天理”，在找到天理之前，人们是没有资格谈论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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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氏的划分中，政治是外，天理是内，求学必须求之于内，而不能求之于外。所以，考察政治得失，在于考察人的道德，人的道德又在于是否符合天理。通过这样的约束，理学就带上了深深的形而上的味道，放弃了对实际世界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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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知道了这个框架，才明白宋代的理学为什么深深地走入了封闭的圈子，它的门徒忙不迭追究所谓天理，却忽视了人间的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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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后期一直处于外部环境的逐渐恶化之中，为了应付这样的恶化，北宋王朝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增加财政，直到引起了社会崩溃。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士大夫却一直处于观望、唱高调和幸灾乐祸之中，他们由于受到了蔡京等人的排挤，也乐于看着皇帝越来越捉襟见肘地应付着局势，直到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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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宋的倒台，以蔡京为代表的实务派变得臭名昭著，二程的门人再次得势，此时他们作为反对和议派出现。宋高宗时期，曾经以赵鼎为相，赵鼎起用了大批的程氏徒子徒孙。[13]赵鼎是南宋贤相中坚决反对和议的人，程氏门徒此时也因为华夏和蛮夷的大义而反对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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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被秦桧排挤后，秦桧将程氏门人打入冷宫，直到孝宗时期才再次起用。不过，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程颐的门徒已经声势浩大，足以左右政治格局。清谈之士口口声声言必伊川，已经成了时尚，这也是理学将统治天下的前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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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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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95年（宋宁宗庆元元年），宋代的理学经历了最后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胁。这一年是宋宁宗上台的第一年，一位叫作韩侂胄的主战派权臣取代主和的赵汝愚，开始了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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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大肆排挤大臣，而首当其冲的，竟然是个名叫朱熹的小官。韩侂胄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次排挤，反而成了理学主宰政坛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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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宁宗之前的两位皇帝孝宗和光宗时期，对于理学的排斥时有发生，之所以排斥，主要原因是理学过于迂腐，缺乏对于实际政治的治理能力，而宋代朝廷需要的是有实务经验的技术派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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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侍御史谢廓然就曾经提议禁止周敦颐和王安石的学说，认为性理学说是浮言游词，饰怪惊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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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监察御史陈贾又请皇帝禁止道学，这次禁止主要针对当时道学的领军人物朱熹。朱熹在当浙东提刑时，曾经上书弹劾了台州知州唐仲友，而唐仲友是当朝宰相王淮的同乡和姻亲，王淮于是让吏部尚书郑丙和监察御史陈贾一同上书禁止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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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件事带有报私仇的成分，但是陈贾奏章里提到的道学的缺点却是实实在在的。他认为，天下之人所学的圣人的道理都应该是相同的，如果有人总是标新立异说自己的道学不同于别人，时时刻刻总是创造所谓的道统抬高自己，则必定是假借圣人的名号来行伪学之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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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五年，朱熹被招为兵部侍郎，却再次遭到上级兵部侍郎林栗的排斥，林栗认为，朱熹的学问来自张载和程颐，却四处招揽门生，徒有虚名。此次林栗的打击让与朱熹政见相左的叶适也看不下去了，但仍然未能挽救朱熹的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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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熹的转折点似乎在宋宁宗时期到来。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后，招揽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之所以得官，是因为宋宁宗在当嘉王的时候，就常听他的老师黄裳夸奖朱熹，并用道学的理论武装嘉王。宁宗即位后，朱熹似乎也会跟着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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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这时，朱熹一生中最大的障碍出现了。在担任侍讲时，朱熹劝说宋宁宗要学会尊重大臣，不要独断专行，否则，皇帝看似独断，却可能让一两个大臣窃取了权力，造成所谓的“主威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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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之所以说这些话，都是针对刚刚获得了权力的外戚韩侂胄。韩侂胄听说之后，迅速做出反应，认定朱熹是敌人，开始了排挤道学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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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首先请戏子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装作道学模样，等皇帝看到了，又乘机进言朱熹这样的道学毫无用处。果然皇帝听信了韩侂胄的话，将朱熹贬斥了。之后，韩侂胄又让他的党羽刘德秀以考绩为名，将尊崇道学的大臣一一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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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端明殿学士叶翥负责科考事宜，他和刘德秀一起规定，凡是在科考中使用道学理论的，一概不能录取。年底又罢了朱熹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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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韩侂胄开始仿效北宋徽宗年间的崇宁党禁，规定了五十九人的名单，对于这些人不得任用。这五十九人中，包括了宰相级别的四人，以赵汝愚为首，待制级别的十三人，以朱熹为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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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和烈度上来说，庆元党禁的杀伤力远小于当年的崇宁党禁。崇宁党禁是新党与旧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禁止本人当官，还禁止了子孙后代的仕途，对党人的著作也悉数销毁，党禁一直持续到宋徽宗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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