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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庆元党禁持续时间很短，力度也小，由于韩侂胄只是为了消灭反对派，一旦达到了目的，就随即放松了党禁，更无力禁止道学学问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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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庆元党禁除了党派斗争之外，也有它的合理性一面。道学发展过剩，导致南宋已经出现了空谈道德的倾向，实务派们本身就有一种清理夸夸其谈的要求，只是借助此事一起发泄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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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一次事件本身也是一次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斗，虽然朱熹持有主战的立场，但是他的朋友赵汝愚等人却是主和派，主战派打击朱熹，实际上是为了打击背后的赵汝愚，消灭主和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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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韩侂胄没有想到的是，他实施的党禁不仅没有起到打击道学的目的，反而助长了它的传播。当人们听说党禁之后，立刻想到的是上次党禁（崇宁党禁）中，被禁止的人后来都成了英雄，而禁人者反而成了奸臣，再回过头看待这一次党禁，也同样认定是好人受到了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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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暂时得势的主战派则输得更惨。韩侂胄打击完道学，为了讨好主战派，决定和金人发动战争。但作为投机分子，韩侂胄对于北伐的准备工作做得却一塌糊涂，导致了战场上的惨败。到最后，就连韩侂胄本人，由于金国要他的脑袋，皇帝也不得不含恨下令杀了他满足金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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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场危机过后，道学家们却发现，他们已经处在了胜利的边缘，当初被迫害的朱熹，不管他有什么缺点，都已经不存在了，人们记得的只是他是一代宗师，是继承了孔孟和二程道统的大圣人，一个神话被确立了起来。于是，在南宋还没有终了，以朱熹为标志的道学系统已经成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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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辈分，朱熹是二程的三传弟子，二程最得意的弟子中，有一个人叫杨时，杨时的弟子中有一人叫罗从彦，罗从彦的弟子有一人叫李侗，朱熹就是李侗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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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批评者说，他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原创性，只是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包装一遍，再用这些理论对四书五经进行了注释，使得四书五经看上去更适合理学。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事实，但朱熹的功劳在于，他将综合后的理学定型了，传播了，光大了，让理学占领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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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妨将整个理学体系再叙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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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论上，朱熹基本上继承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万事万物之中蕴含着一个总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世界的本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把扇子蕴含着扇子的道理，一把椅子包含了椅子的道理，如果再把扇子和椅子这两个道理进行抽象，又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级的道理，把世界上所有的道理一直这样抽象下去，最终会得到一个最高的道理，这就是理学家要找的“天理”。天理反映在人身上，就是所谓的“性”（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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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的另一个名字叫太极，太极从无极而生，又生出阴阳两仪。从两仪又生出五行。其中太极是所谓的“理”，而两仪是所谓的“气”，五行则是所谓的“质”，我们可以把“理”理解为规律，而“气”可以理解为抽象的物体，而“质”就是实际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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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这个概念是朱熹从张载处得来的，是联系天理与实际宇宙的连接点。世界万物都是气运动的结果，天地也在围绕着宇宙中心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浊气下降成了地，而更加轻盈的气则变成了九重天，这些重天越往上越轻，直到变得没有重量，没有形质。而日月星辰则是气的精华，最纯正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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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之所以和人间连起来，是因为五行和人类社会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对应，而仁义礼智信之中，又以“仁”为首，而《孟子》主要说仁，所以，朱熹将天理与孟子的仁又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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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之所以天理在人世间各种事物中都有表现，是因为“理一分殊”，也就是理是一个，表现形式却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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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学习理，如何识别多样却又统一的理呢？下面就进入到方法论。这个方法叫作“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从二程继承来的理论。所谓格物，指的是对事物进行观察，穷尽它的理；所谓致知，就是获得真理的过程。格物致知则是通过穷极物理达到真理，再用真理来指导行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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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当年教导皇帝时，总是希望皇帝从一个小事出发来发现宇宙真理，再利用宇宙真理来统治国家，就是用的这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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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格物之后，程颐和朱熹都得到了最后的“知”，这个知（天理）对应于人类就是：三纲五常和儒教传统。人们为了实践这个天理，必须消灭人的气质之性，而发扬天命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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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格物致知时，朱熹终于有了一个独创性的观念：为什么格物一定能够致知，这是因为，人的心分成了“道心”（也叫天命之性）和“人心”（也叫气质之性）两部分。所谓道心，就是能够觉察到“道”的心，而人心则是做一般性思考的心，也就是普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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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孟子的人性善理论进行了改造。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而朱熹认为，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其中道心（天命之性）体悟了天理，所以肯定是善的，但是每个人蕴含的道心有多有少，表现不同，这具体的表现就是人心。道心虽然是善，但人心却有可能善也有可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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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追寻天理的过程，就是要找到所谓的道心、天命之性，而消灭人心、气质之性，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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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对于天理的追求不仅没有带来思想的解放，却带来了人性的束缚，这或许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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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于理学的贡献，除了他将这些理论综合起来，还在于将它们放入了儒教的经典著作之中。北宋时期的诸位道学家在发挥自己学说时，往往天马行空，没有紧扣儒教经典。到了朱熹，才开始逐字逐句将新的理论与儒教经典对照起来。朱熹在他的一生中几乎将儒教经典注了遍，他对四书的推崇使得它们超越了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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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之前，人们提起儒教著作来首先想到的是孔子参与编撰的五经，宋代以后，四书的重要性比五经更高，特别是《大学》之中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及《中庸》的生活态度，都成了理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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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宋史·欧阳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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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朋党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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