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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铭》全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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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史·程颢传》：“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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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史纪事本末·洛蜀党议》：“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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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赵元镇用伊川门人》：“赵元镇初相，喜用程伊川门下士，当时轻薄者遂有伊川三魂之目，谓元镇为尊魂；王侍郎居正为强魂，以其多忿也；谓杨龟山为还魂，以其身死而道犹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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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诎》：“（宋高宗绍兴六年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上疏言：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者非也。诚恐士习从此大坏，乞禁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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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史·孝宗纪》：“五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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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诎》：“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未尝不同，既同矣，而谓已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辨，诚与伪而已矣。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已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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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十六章 从斯多葛到大一统（公元1200—公元15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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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政府控制力不强，如果宋朝不灭亡，那么道学还无法取得控制一切的权威。但宋代灭亡之后，上台的元朝在哲学和文化上是一个极端落后的政权，它对于南宋哲学和科举的画瓢，最终确立了道学在哲学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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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金元时代，科举仍然显得幼稚、时断时续。明代完整的考试体系以及僵化的课本，终于将隋代建立的科举制度，从唐代灵活的运用，变成了明清的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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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迫害到被尊崇，形势反转得如此之快，不管是道学家们，还是他们的对手，都没有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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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11年（南宋嘉定四年），道学被禁才十五年之后，人们已经开始热情地呼吁恢复道学的地位，甚至要将它树立成政权的统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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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恢复道学的思潮从韩侂胄活着的时候已经开始，韩侂胄禁止道学几年后，就意识到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有意识地放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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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学真正的解放，却源于韩侂胄在四年前的死亡。由于北伐失败，金军要皇帝用韩侂胄的人头换和平，韩侂胄被杀死后，人头送往了北方。之后，南宋以岁币增加50%（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并一次性补助对方三百万贯的代价换取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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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死后，皇帝放弃了任何政权优化，南宋进入了一个僵化等死的阶段。皇帝意识到与其听从改革派的进取之心，不如采纳道学家的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政治中引开，去讨论那些天理问题。这种姑息疗法使得道学再次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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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著作郎李道传上书请求尊崇道学，他的提议包括：重用道学人才、提倡道学著作、尊崇死去的道学家（二程、邵雍、张载、朱熹）。但这一次，人们仍然无法从变化中回过味来，没有采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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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潼川府路提点刑狱魏了翁再次提议尊崇二程和周敦颐。这一次皇帝开始认真考虑问题，又过了四年，他下令给二程、周敦颐、张载加谥号，算是对道学的一次承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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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宁宗由于参与了对道学的禁止，还磨不开面子，全面废除自己之前的政策，对于朱熹仍然不闻不问。等他死后，宋理宗继承了皇位（宋宁宗无子，理宗只是他的养子），这位养子就开始大刀阔斧废除先皇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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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28年（宝庆三年），宋理宗追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第二年，又封为徽国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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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更是道学家们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宋理宗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送入了孔庙，享受从祀的待遇。与此同时，原本从祀的王安石则被请出了孔庙。朱熹的著作《四书集注》也成了政府的必读书，确立了未来在科考中的统治地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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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文庙制度发展，可以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历朝历代在供奉孔子时，除了在大殿里供奉孔子像之外，还一起供奉了孔门弟子和历代先贤，这些人又分成了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配享”，一般只有对儒教贡献最大的一人到数人能享有这样的待遇，这些人的塑像比孔子的塑像要小，位于孔子像的两侧，共同享受香火，这些人是面南背北的。第二个等级叫从祀，其中第二等级的人也有塑像，位于孔子像两侧的东西厢，东面的人面朝西方，西面的人面朝东方。一般享受塑像待遇的，是孔子最著名的弟子以及后来的对儒教贡献很大的学者。第三个等级也叫从祀，却没有塑像，只有画像，他们位于大堂周围的东西走廊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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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最初享受“配享”的只有孟子一人，而“从祀”有塑像的，是孔子最著名的十位弟子，号称“孔门十哲”，其余有画像的还有孔门七十二弟子，以及历代命儒二十一人。孔子的封号是至圣文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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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之时，封孟子为邹国公，颜回为兖国公，让这两个人享受“配享”的待遇。同时，增加了荀子、扬雄和韩愈三人享受从祀（画像）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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