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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律楚材制定的考试规则中可以看出，元朝最初的考试制度是继承自唐宋传统，唐代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目，兼用诗赋、策论、算术、法条、历史、经学等各种学科，虽然元代取消了法条、算术、历史等考核，但保留了诗赋与经学并行，并兼顾了策论，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考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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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在耶律楚材的组织下，考试大获成功，这次考试一共录取了4030人[17]，大都是当时的名士。这次考试也为蒙古人统治初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保证了政权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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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的是，这次考试并没有持续下来形成制度，蒙古人最终证明自己是缺乏耐心的。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掠夺财物，靠建立制度收税来慢慢获得财富的吸引力，比不过来快钱的诱惑，当耶律楚材在孜孜不倦地为蒙古人建立制度时，蒙古人自己却开始挖他的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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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为了要更多的税收，开始把征税权外包出去，由回人给蒙古人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就获得了一年的征税权，至于他们如何横征暴敛，蒙古人就一概不问了。如果有人反抗，则由蒙古人出面镇压。最后，征税权已经拍卖到了二百二十万两，又有更多的财富流入了包税人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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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对于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痛心异常，却毫无办法。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被边缘化郁郁而终。蒙古人由于无法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成了短命的王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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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试行科举制没有成功，元代就在混乱中度过了几十年，直到公元1314年（仁宗皇庆三年），才再次开始了科举尝试。此时的元代已经到了中期，统治混乱，汉化派和骑马派互相争斗，使得政治的进程异常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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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时期，元朝的政治正好摆到了汉化派一边，经过了几十年的统治，由于秩序的恢复，中原的读书人也恢复了对于治国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程朱理学经过了若干年的沉淀，已经成了当时的显学，这时候恢复科举，就已经无法避开程朱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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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代，所选择的课本大多数都是老课本，来自从汉代到唐代的宽广时域，再加上对于词赋、历史的考核，使得儒教学问对读书人的束缚很小。可是元代时蒙古人能够得到的课本大都已经理学化，这就导致蒙古人的科考必定是理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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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蒙古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选择了最流行的课本，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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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让蒙古人兼考词赋、经义、策论、历史等科目是做不到的，由于政治制度过于简单，必须将科考简化再简化，才能保证推行下去，到最后，科考将词赋、历史、算学等全部砍掉，只保留了最容易考核的经义，加上时务策，而经义又采取当时最通行的四书，五经由于过于繁复，也很少使用。这样，历史上最单调的科举考试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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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考试是这样的：每三年考一次，对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两场，第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共五条，会背就通过；第二场考一篇时务策一道，要求五百字以上，比现在的高考还简单得多。对汉人和南人，则分为三场：第一场考明经，在四书内出题；第二场考诏诰章表，也就是检查考生的应用文能力；第三场考时务策一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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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主要选择四书，而四书又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余五经也主要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这就使得元代的科考好像是专门为朱熹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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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理学革命在宋代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当它成为统治哲学时，整个社会都快崩盘了，但宋代理学却在蒙古人手中被无意间发扬光大，这也许对于宋朝皇帝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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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也绝不是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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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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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教科书的世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版块不是经典书，也不是畅销书，而是各种各样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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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的教材成了最畅销书籍时，往往意味着思想的僵化，因为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的能力，宁肯接受格式化来换取稳定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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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教科书的发达，来源于明代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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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印刷术刚刚兴起，出版商们印行的大都是宗教、实用性书籍。宋代，由于科举考试范围很广，进士科目考试更偏重于能力和实务，很难通过一两本粗糙的教科书就能准备得当，因此，宋代的出版业以出版文人的文章文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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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政府出版的考试教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占据了主流市场，四书五经大行于世，已经类似于如今的教科书泛滥。而这三套七部（五经分别各一部，四书、性理各为一部）的所谓“大全”，编制得粗制滥造，明代的科考就成了一种批量生产废品的工场，将科举制度演化到了荒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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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科考能够较好地区分出优秀的文人，而元代虽然实行了科考，却将原本内容丰富的考试进行了极度的简化，导致考试的内容过于偏向朱熹的理学，成了文化的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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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作为一个汉人的朝代，本来应该打破元代的失误，重新回到唐宋传统，但是，由于开国者的封闭和小农意识，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将元代的错误更加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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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从开国之初，就充满了对文人的不信任，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设立特务机构来防范大臣，同时又破坏官制的完整性，取消了宰相。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朱元璋对于任何能够被解读为反皇权的思想都充满了警惕。这种警惕甚至让他对准了“四书”之一的《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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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孟子》的过程中，明太祖发现，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如果皇帝把臣民当作草芥，那么臣民就把皇帝当作寇仇。[20]这句话惹恼了朱元璋，就算君再胡作非为，臣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他决定将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废除，逐出孔庙，并且下令任何敢为孟子说情的人都以大不敬论处。后来刑部尚书钱唐强谏，朱元璋忍住没有治罪。孟子的配享地位最终也得到了恢复。[21]不过，朱元璋为了对付孟子，出了一本“洁本”的《孟子》，将对皇帝不利的话全部删掉了，明代所学的就是这个阉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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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为了统治人才的需要，朱元璋在刘基的帮助下，恢复了科考，但为了让人们只学那些听话的内容，皇帝开始对考试内容做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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