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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律楚材制定的考试规则中可以看出,元朝最初的考试制度是继承自唐宋传统,唐代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目,兼用诗赋、策论、算术、法条、历史、经学等各种学科,虽然元代取消了法条、算术、历史等考核,但保留了诗赋与经学并行,并兼顾了策论,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考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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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在耶律楚材的组织下,考试大获成功,这次考试一共录取了4030人[17],大都是当时的名士。这次考试也为蒙古人统治初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保证了政权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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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的是,这次考试并没有持续下来形成制度,蒙古人最终证明自己是缺乏耐心的。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掠夺财物,靠建立制度收税来慢慢获得财富的吸引力,比不过来快钱的诱惑,当耶律楚材在孜孜不倦地为蒙古人建立制度时,蒙古人自己却开始挖他的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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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为了要更多的税收,开始把征税权外包出去,由回人给蒙古人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就获得了一年的征税权,至于他们如何横征暴敛,蒙古人就一概不问了。如果有人反抗,则由蒙古人出面镇压。最后,征税权已经拍卖到了二百二十万两,又有更多的财富流入了包税人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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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对于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痛心异常,却毫无办法。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被边缘化郁郁而终。蒙古人由于无法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成了短命的王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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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试行科举制没有成功,元代就在混乱中度过了几十年,直到公元1314年(仁宗皇庆三年),才再次开始了科举尝试。此时的元代已经到了中期,统治混乱,汉化派和骑马派互相争斗,使得政治的进程异常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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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时期,元朝的政治正好摆到了汉化派一边,经过了几十年的统治,由于秩序的恢复,中原的读书人也恢复了对于治国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程朱理学经过了若干年的沉淀,已经成了当时的显学,这时候恢复科举,就已经无法避开程朱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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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代,所选择的课本大多数都是老课本,来自从汉代到唐代的宽广时域,再加上对于词赋、历史的考核,使得儒教学问对读书人的束缚很小。可是元代时蒙古人能够得到的课本大都已经理学化,这就导致蒙古人的科考必定是理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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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蒙古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选择了最流行的课本,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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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让蒙古人兼考词赋、经义、策论、历史等科目是做不到的,由于政治制度过于简单,必须将科考简化再简化,才能保证推行下去,到最后,科考将词赋、历史、算学等全部砍掉,只保留了最容易考核的经义,加上时务策,而经义又采取当时最通行的四书,五经由于过于繁复,也很少使用。这样,历史上最单调的科举考试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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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考试是这样的:每三年考一次,对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两场,第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共五条,会背就通过;第二场考一篇时务策一道,要求五百字以上,比现在的高考还简单得多。对汉人和南人,则分为三场:第一场考明经,在四书内出题;第二场考诏诰章表,也就是检查考生的应用文能力;第三场考时务策一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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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主要选择四书,而四书又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余五经也主要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这就使得元代的科考好像是专门为朱熹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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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理学革命在宋代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当它成为统治哲学时,整个社会都快崩盘了,但宋代理学却在蒙古人手中被无意间发扬光大,这也许对于宋朝皇帝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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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也绝不是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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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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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教科书的世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版块不是经典书,也不是畅销书,而是各种各样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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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的教材成了最畅销书籍时,往往意味着思想的僵化,因为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的能力,宁肯接受格式化来换取稳定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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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教科书的发达,来源于明代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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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印刷术刚刚兴起,出版商们印行的大都是宗教、实用性书籍。宋代,由于科举考试范围很广,进士科目考试更偏重于能力和实务,很难通过一两本粗糙的教科书就能准备得当,因此,宋代的出版业以出版文人的文章文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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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政府出版的考试教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占据了主流市场,四书五经大行于世,已经类似于如今的教科书泛滥。而这三套七部(五经分别各一部,四书、性理各为一部)的所谓“大全”,编制得粗制滥造,明代的科考就成了一种批量生产废品的工场,将科举制度演化到了荒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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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科考能够较好地区分出优秀的文人,而元代虽然实行了科考,却将原本内容丰富的考试进行了极度的简化,导致考试的内容过于偏向朱熹的理学,成了文化的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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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作为一个汉人的朝代,本来应该打破元代的失误,重新回到唐宋传统,但是,由于开国者的封闭和小农意识,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将元代的错误更加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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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从开国之初,就充满了对文人的不信任,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设立特务机构来防范大臣,同时又破坏官制的完整性,取消了宰相。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朱元璋对于任何能够被解读为反皇权的思想都充满了警惕。这种警惕甚至让他对准了“四书”之一的《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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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孟子》的过程中,明太祖发现,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如果皇帝把臣民当作草芥,那么臣民就把皇帝当作寇仇。[20]这句话惹恼了朱元璋,就算君再胡作非为,臣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他决定将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废除,逐出孔庙,并且下令任何敢为孟子说情的人都以大不敬论处。后来刑部尚书钱唐强谏,朱元璋忍住没有治罪。孟子的配享地位最终也得到了恢复。[21]不过,朱元璋为了对付孟子,出了一本“洁本”的《孟子》,将对皇帝不利的话全部删掉了,明代所学的就是这个阉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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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为了统治人才的需要,朱元璋在刘基的帮助下,恢复了科考,但为了让人们只学那些听话的内容,皇帝开始对考试内容做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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