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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意识到，元朝的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里出题，已经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完成了限制思想的工作。而刘基又帮助朱元璋更进了一步，发明了“八股文”，要求考生将文章写成起承转合的固定格式。这样，考生们就只能学习四书五经，写作八股文，也就不用学什么诗词歌赋了。明代的考试制度也和现在很类似，一位现代的考生穿越到明代，一定感到很亲切，考试有专门的考房，考卷是糊名制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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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元璋时期，根据刘基的安排，所用的课本主要是：“四书”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易》采用《程传》和《朱子本义》，《书》采用《蔡沈传》和夏僎的《详解》，《诗》采用《朱子集传》，《春秋》采用《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及《胡安国传》《张洽传》，《礼记》采用《陈浩集说》。这些大都是理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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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这样，明朝的皇帝仍然担心人们思想失控，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再编纂一套教科书，“教”会人们怎么安全地思考。这套书由中书庶吉士解缙提出[23]，但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编撰，解缙也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到了明成祖时代，皇帝终于下决心编纂教科书，这就是著名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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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大全可以说是中国教科书最糟糕的典范，受到了后人激烈的批判。之所以糟糕，是因为一方面它编纂得极为仓促，带着粗制滥造的痕迹；另一方面它抄袭严重。由于元末的战乱和靖难之役，中国的文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创造性的时期，这时如果编纂大部头著作，大都是抄袭前代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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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四书大全》，主要是抄袭了元代倪士毅的著作《四书辑释》，稍作修改之后刊行。倪士毅作品本来就错误很多，而经过修改后，错误更多，这本书就成了明代文人学习“四书”的标准著作。考生们可能没有读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反而对于《四书大全》都了如指掌，这样考出来的学生到底有多少真的领悟，的确令人感到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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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大全，也基本上都有一个到数个蓝本，《周易大全》抄袭自元代文人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以及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书传大全》以南宋蔡沈的《书集传》为抄袭对象。《诗经大全》抄袭元代刘瑾的《诗传通释》。《礼记大全》抄袭元代陈澔的《礼记集说》。《春秋大全》采用了元代汪克宽的《春秋纂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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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性理大全》则主要采纳了一些解说四书五经之外的关于理学的文章，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邵雍的《皇极经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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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部大全就构成了明代文人的学术世界，至于七部之外的文章和学问，是读书人不关心，也学不到的，因为其余的学问对于做官毫无用处，考不到，甚至学多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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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国的哲学从宋代的程朱理学，在极端保守的明代科考机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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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李道传传》：“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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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宋史·魏了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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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宋史·朱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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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史·理宗纪》：“（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丙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郿伯，程颢河南伯，程颐伊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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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代文庙制度参考《宋史·礼志·文宣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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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元史·祭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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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本书作者所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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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辽史·义宗倍传》：“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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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史·选举志》：“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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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书所谈的金国考试制度参见《金史·选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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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表根据《金史·选举志》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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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金史·熙宗纪》：“（天眷三年）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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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金史·熙宗纪》：“（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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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元史·耶律楚材传》：“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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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元史·太宗纪》：“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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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元史·太宗纪》：“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万安宫落成。诏印造交钞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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