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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来到北京城后，照样行事高调，处处宣讲他的学问。当有人问他，他的师承出自何处，他就骄傲地回答：我的老师就是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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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王阳明的弟子并不算少，由于他平定叛乱，声动朝野，其学问也已经遍及天下，就连北京官场之中也有不少崇拜者。但是，这个穿着奇怪、大言不惭的人却令王阳明的弟子们很尴尬，他不仅不像个儒生，反而像个妄想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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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妄想狂的确很尊重王阳明，动不动就说我来北京就是为宣讲老师的学问，老师的学问来自天启，是千载绝学，我一定要让天下的人都听到他的学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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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问起他要传播王阳明什么样的学问时，这家伙的回答却让人心惊肉跳，因为他宣扬的并非王阳明的话，而是他自己的话。比如，王阳明虽然强调心学，可是基本上还是在伦理的框架内谈，维护着明王朝统治者的权威，可是这人却说：什么是道？道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东西，道就是老百姓的日用生活。他甚至认为老百姓的日用生活才是根本，而皇帝老子的政权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只有根本稳固了，才有枝节的稳定。这就近似于大逆不道了，怎么会是王阳明的说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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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门弟子如同吃了屎，坐立不安。他们之所以感到担心，还有一个原因。明王朝是一个最防备朝臣不听话的朝代，任何人，即便功劳再大，皇帝也总是要防着，而且功劳越大皇帝越担心。王阳明平定叛乱之后，天下人都成了他的粉丝，这时，王阳明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廷极大的猜忌。这个人不断地来北京宣扬皇帝老子不算啥，到底是不是王阳明指使的？如果是他指使的，王阳明的目的何在？是否意味着他想推翻明朝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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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皇帝不相信这些说辞，在北京的朝廷上还有很多王阳明的政敌，他们随时关注着王阳明和弟子们的一举一动，希望找到他们的错处，而这个人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搅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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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门弟子们赶快写信到江西，询问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传回来的信息说这个叫王艮的人果然是王阳明弟子，他以前是个盐场灶丁的子弟，又曾经做过生意，后来摇身一变成了王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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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前来北京，并不是王阳明指使的，而是他自己愿意宣扬老师的学问跑过来的。众人听后，既然是同门，只好把他的车藏起来不让他这么招摇，再劝说他赶快离开，不要坏事。但这个人性格倔强，不肯听从。王阳明听说了王艮在北京的事迹，也连忙写信请他回去，他这才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北京，去往浙江会稽，寻找他的老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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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大闹北京城，就成了明代哲学史上的一桩趣闻，保留在了中国枯燥的历史之中。但是，不要因为王艮的性格就忽略了他的学问。实际上，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中影响力最大，也最具独创性的一个。他不仅发挥了老师的心学，还结合佛道，将心学改造成了实用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典范，在明朝这个极端压抑的朝代内部，竟然产生出了现代政治理论的萌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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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端分化的时期，一方面王艮和他的弟子创造了泰州学派这个民本主义的学派；而另一方面，王门弟子们却开始与政权合流，他们大都成为达官贵人，谈论心学的同时，还享受着政权提供的一切优厚待遇，王学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和自私主义的代名词。最后，东林党人的崛起让明朝后期又成了一个党派斗争的时代。享乐主义、党派斗争，将朱元璋制定的铁板一块的政治秩序腐蚀，降低了行政效率和军事效率，明朝已经无法抵御底层叛乱和外族入侵的双重夹击，最终被异族政权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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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手搏龙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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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号心斋，江苏泰州人。在泰州有一个大的盐场，叫安丰场，他的父亲就是盐场工人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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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时因为家境贫寒，曾经辍学，跟随着父亲在盐场工作，后来又曾经跟随父亲到山东经商。不过，虽然没法上学，他却坚持自学，他最常看的三本书是《孝经》《论语》和《大学》，另外也看过一些《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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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读书不多，王艮的学问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这几本书的生吞活剥，他非常强调“孝”，就是对《孝经》的一种过度解读，而《礼经》则给他带来了一套长袖阔带、高冠大履的衣服，还在腰上别个笏板。[4]另外，他喜欢用书里的理论和人争论，随口就说，表明他对这几本书背得滚瓜烂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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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部分学问却和书呆子精神完全对立，那就是，王艮从他的手工业、商业经验中意识到，人类的真理也许并不掌握在统治阶层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每一个具体的人手中。不管他是皇帝还是达官贵人、工人、农民以及无业游民，在学问面前他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特殊的。这种平民性，让他比其他人更能够接触中国最广大的平民群体，成为他们之中的传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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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认识王阳明，也很有传奇性。当他在当地小有名气时，他的一位朋友黄文刚听了他的谈论，说：你的道理很像王巡抚谈的。当时王阳明在江西当巡抚，也在传讲心学和“致良知”，在大江南北影响力很大，只不过王艮地处泰州的社会底层，对于王阳明竟然毫无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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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第一次听说王阳明后，决定去见一见他。之所以见王阳明，也带着很大的自负色彩，他去看一看王阳明是否和自己一致，如果一致，他就是块试金石，试出了王阳明的水平；如果不一致，那么他就要成为王阳明的老师，向王阳明传授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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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王阳明府邸，王艮还穿着他的古怪袍子，举着笏板通报，王阳明不知对方来头，出门相迎。进了屋子，王艮毫不客气坐在了上座，两人对谈。谈着谈着，他就移到了侧座上，谈完后，王艮觉得这人学问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满意，但还是下跪拜了王阳明为师。可是晚上想了半天，第二天又反悔了，跟王阳明说不想拜他为师了。王阳明大度地称赞他这是不轻信。王艮又毫不客气地坐在上座继续谈论，这一次，王艮终于折服，再拜为师。王阳明对人感慨：我率军擒拿朱宸濠，都感觉很平常，但今天反而为这个人动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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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复杂的拜师过程，说明了他和王阳明的差异，他一方面为王阳明的学问叹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和王阳明是不同的，他的一些想法可能已经超越了老师。王阳明也是同样的感觉，一方面看到了王艮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感觉他不会成为一个听话、忠实的弟子，会将老师的学问改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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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艮自作主张去完北京，回到了江西之后，王阳明痛感王艮是个闯祸的能手，接连三天不肯见他。王艮在门口也等了三天。有一次，王阳明出门送人，王艮就在路边跪着，王阳明装作没有看见，转身就回了院子。王艮一直跟着王阳明来到了屋檐下，眼看王阳明又要消失了，他不耐烦地大声喊道：孔仲尼也不会比你更过分！一句话喊醒梦中人，王阳明立刻反身长揖，双方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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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死后，王艮获得了自由，回到了泰州以讲学为生。此时，他的学问已经和王阳明差别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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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者的弟子成分差别巨大，王阳明的弟子大都是达官贵人和读书人，收到王艮这样的异类已经算是特殊情况。而王艮的弟子却是五花八门，从贩夫走卒到市井百姓，无奇不有，当然也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但大都是平民出身。明代是一个民间商业很发达的朝代，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官员大都背四书五经去了，对商业一窍不通，任其自由生长，而政府的纸币信用崩溃，人们被迫改用银两，反而造成了金融层面的稳定。商业发达，商人们需要他们在哲学和文化上的代言人，王艮就正好填补了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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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的学问也非常适合这个平民群体。他从来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者家国天下的大道理，只讲身边的小事，从人本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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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以“格物致知”四个字，朱熹认为是“思考每一个具体物体背后的大学问，达到真理的极致”，而王阳明则认为是“把物体映射到心，在良知之中发现物体的道理”。这两种解释都很抽象化，而王艮则对这四个字重新做了解释，认为格物致知无非就是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的身体是根本，而家国天下是枝节问题，如果个人不正，就没有办法治理好国家，格物致知，就是要修个人的根本，再来安定国家。黄宗羲给王艮的理论起了个名字，叫“淮南格物”，便于和朱熹、阳明的理论作区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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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的改变，以及对于个人身体的重视，让王艮开始大谈“百姓日用就是道”。这个理论很适合于明代发达的商人阶层，他们很乐于听到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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