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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察时，大量的官员缺职，更多的人陷入争执而不敢做事，使得明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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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争京察职位之外，东林党人还用巨大的精力陷入皇帝的家事。在东林书院没有成立之前，顾宪成就坚决地介入皇帝选太子事件。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其他妃子有儿子，皇帝希望选择自己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而顾宪成等大臣们却主张立皇长子。最终皇帝不得不服从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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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却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事件。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有人拿着棍子跑进东宫伤人。万历皇帝死后，皇长子刚刚即位一个月，就因为服用了大臣送来的两粒红丸，死了。这些事件都成为党争的焦点。天启皇帝即位后，又围绕着郑贵妃等人的政权斗争，进行了另一轮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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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争执中，东林党人表现得乐此不疲。最终迎来了他们最大的敌人——大太监魏忠贤。在双方争权的斗争中，魏忠贤将东林党人一一击倒，并烧毁了东林书院。直到崇祯帝即位，东林党人才再次得势。但这一次，他们仍然没有享受太久的权力。皇帝铲除魏忠贤之后，却发现东林党人并不好用，他们可以党争，却缺乏治国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危机时束手无策，只好再次贬黜他们。当皇帝也没有替代人选时，这就已经到了明朝亡国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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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争显示的是中国历史上儒教的最大悲剧，他们试图在道德上净化整个社会，但他们的道德诉求却总是被当作党派诉求，最后变成党争。而道德诉求又无助于现实，无法改变中央帝国在政治治理上遇到的危机，最终，望着摇摇欲坠的大厦，除了感慨道德的沦丧之外，没有任何救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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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化的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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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进行激烈党争时，王阳明的继承人们也陷入了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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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距离王学的诞生不过百年，人们却已经发现了王学的巨大漏洞，这个漏洞在明朝同样是无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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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认为，所谓的理、天道，都藏在人的心中，要想了解世界，必先反思内心，去寻找所谓的“良知”。但王阳明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人，在他的体系之中，到心里去寻找良知之后，仍然要返回到现实之中，用这种良知来改造社会。所以，“致知”之后的“格物”也是同等重要的，“知”和“行”必须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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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时代，心学起到把人心解放出来的作用。由于皇权推行的理学让人们过于僵化，没有创造力，没有自我，必须将人从这种僵化中解放。当王阳明提倡内心时，就是让人回到自我，去体验自我的价值。所谓心和良知，就是让人们不违背自己的心去生活，相信自己的判断，利用直觉去对抗世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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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阳明没有想到，他死后，人们却利用他的理论推导出一系列他并不想要的结论。比如，如果对心过分强调，会让人发现，这种提法实际上和佛教（特别是禅学）有共同之处，人们不需要通过观察世界，只要内省地冥想，就可以发现内心深处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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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忘了他的理论还有后半截，体会到道之后还要去改造世界。他们只是不断地缩回到内心之中，对整个世界无视了。当与世界过分脱节，这样的人就没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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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东林党人正在和太监血战，皇帝正焦急地处理着财政问题，满洲人在北方已经叩关，信奉了心学的士大夫们却慢悠悠地思考着“心”的问题，对于外界的俗事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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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实际上，大部分读书人到了后来，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这个毛病，他们讲心谈性，彻底与政权脱节，也不再关心政治事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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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与其说是儒教徒，不如说是佛教徒。到了清代，人们反思明代灭亡的教训时，许多人开始认定，这些王学末流是造成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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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是这些王学末流也有理由，因为当时的政权已经混乱到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几大派别打成一团，即便有忠贞的人士，也被猜忌的皇帝所摆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血光之灾。他们躲到一边去空谈，与其说是王学的影响，不如说是政治的黑暗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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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作为明儒最后代表的刘宗周绝食而死，表达自己不做贰臣的理想。他的死亡，也为中国哲学的理学时期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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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处士王心斋先生艮》和《明史·王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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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处士王心斋先生艮》：“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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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史·王艮传》：“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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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处士王心斋先生艮》：“乃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大带、笏板，服之。曰：‘言尧之言，行尧之行，而不服尧之服，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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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处士王心斋先生艮》：“先生以‘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齐治平在于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身安者，则必爱身、敬身。爱身、敬身者，必不敢不爱人、不敬人。能爱人、敬人，则人必爱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爱我敬我，则家齐，一国爱我敬我，则国治，天下爱我敬我，则天下平。故人不爱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谓淮南格物也。子刘子曰：‘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第少一注脚，格知诚意之为本，而正修治平之为末，则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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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又云：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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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史·神宗纪》：“（万历）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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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如，名儒罗汝芳的讲学机构就让张居正愤怒不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参政罗近溪先生汝芳》：“万历五年，（罗汝芳）进表，讲学于广惠寺，朝士多从之者，江陵恶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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