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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文字好者，都不见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其间体制非一，然本于自然不安排者便觉好。（《与张廷实》九，《陈献章集》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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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工，诗之衰也。言，心之声也。……声之不一，情之变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有意乎人之赞毁，则《子虚》、《长杨》，饰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优然，非诗之教也。（《认真子诗集序》，《陈献章集》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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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论诗，以自然天成、无斧凿之痕为高。这是他的自然宗旨在诗的美学风格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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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不主张以义理入诗，甚至也不主张人为地制造形象来传达某种道理。这一点为他的大弟子湛若水所反对。湛若水性情较陈献章沉潜，他认为陈献章重自然而轻人为，情盛而理弱。他想纠正这一点。他选择陈献章各时期所做古体诗一百六十余首，逐一为之讲解，名《白沙子古诗教解》。湛若水所选之诗，皆能表现乃师理学思想者，如《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示湛雨》、《可左言赠佥宪王乐用归瑞昌》、《题吴北麟采芳卷》等，极力造成一种印象：陈献章是儒者，不是道家，更不是禅宗；陈献章之诗为修身明德而作，其中寄寓教化之意。湛若水在《诗教解原序》中劈头就提出：“白沙诗教何为者也？言乎其以诗为教者也。是故道德之精，必于诗焉发之。天下后世得之，因是以传，是为教。”（《陈献章集》第699页）他在所做解说中，将陈献章诗中许多无德教意义的地方引申解说成有德教意义，无义理说教的地方解说成有义理说教。这样做实际上背离了陈献章的诗学。这些解说表露了湛若水的学术意向，不关陈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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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五 陈献章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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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一生在林下，又处南海边鄙之地，虽中年时名甚显，但弟子不多。他的弟子中，以湛若水、林光、张翊、李承箕、贺钦等较为著名。湛若水学问深广，是陈献章亲定的江门学派传人。但其所得，以和会朱陆为归，其学逸出白沙，本书另有专章论述。张、林、李、贺皆入室弟子，其中张翊、林光尤为同侪翘楚。但二人学术趋向有较大不同，可以说是陈献章门下狂狷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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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翊字廷实，号东所，广东南海人，成化进士，官至南京通政司左参议。张翊之学，陈献章曾有明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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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实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送张进士廷实还京序》，《陈献章集》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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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为宗”、“忘己为大”、“无欲为至”，是张廷实的功夫论，继承陈献章处为多。“即心观妙”，“万物无非在我”，是他的本体论；“握其枢机，端其衔绥”是他的方法论，虽有取于师门，但有自悟自得者在其中。所谓“即心观妙”，是说对于外物，是一种美学式的悟观，不是理智的直观。美学式的悟观是指把外物作为自己心中某种情感思绪的象征物，把这种象征物视为即主即客、即心即物的存在；把外物的规律、理则视为与我心中固有之理契合，不是在外物中穷理，而是悟内外合一之理。所谓自得，得此情与理融合无间的境界。所以张翊概括自己的学术为：“境与心得，理与心会。”他自叙其所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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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少从先君宦游临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于朝烟暮雨之间，千态万状，可数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随风力强弱而变化，可数十丈。鹦燕之歌吟，鱼虾之潜跃，云霞之出没，不可具状。则境与心得，块然莫知其乐之所以。稍长，读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杨柳风来面上吹”之句，则心与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岁养疴之余，专静久之，理与心会，不必境之在目，情与神融，不必诗之出口。所谓至乐与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柳塘记》，《明儒学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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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观柳塘，仅外景所表现的意境与当下观此外景的心情相合，由此产生美感。这种美感是自然的，朦胧的，并不知所乐何物。后读诗句，诗句所描绘之境渐渐潜于心，偶诗境与眼前景物一会而触发，即诗境与眼前景物合一而不可分，现前景物化为诗景，即所谓“心与句得”。但并不知此时产生的美感是得之于诗境，还是得之于心。而后读书体验渐多，一旦专静，心体呈露，觉此心体为一理与情、神与境的合一。这种合一不必靠境之触发，自然从胸中流出。张翊这种体验，可以分为三个功夫节次：第一阶段，眼前实情实景为思绪之媒介。第二阶段，无有实景，但须靠诗句中的意境触机引发。这两个阶段尚在主与客、心与境的分离或朦胧合一阶段。第三阶段，熟化后情景合一的境界自然流出。这一阶段可以说达到心与理一、情与境俱的地步。“自然为宗”是说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境界，是在自然而然中当机触发，不用拟议安排。“忘己为大”是说情与境融，理与心会，在这种境界中主体完全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不是主体吞噬、同化客体，牵彼以就我，而是内外两忘，即主即客、即心即物的景物朗现于前。这时没有一点自我意识，无一点私己念头；一有此念，则心意为之消沮，景物为之变色，意兴全无。此即“无欲为至”。“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者，以这种艺术的、形象化的意境为主，追求此意境。儒家的日常践履、随处体认、长养扩充等，皆在此艺术意境的润沃开启之下。张翊的学问归宿，与他描述的陈献章晚年悟道之艺术意境一致：“于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亡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于是自信自乐。”（《白沙先生墓表》，《陈献章集》第8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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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翊专注于艺术意境之妙悟，故其学遭到同门友湛若水、林光的非议。湛若水说张翊“有美质，胸襟最高。然其所存所作，或有离而去之者”（《白沙子古诗教解》，《陈献章集》第767页）。林光则直接指出其欲学明道之超悟英迈，遗落具体事物上的致知穷理。林光之学，循朱熹涵养深造以求自得的途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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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自策，亦欲不迫以求之，和裕以养之，稽之圣经以广洽之。其不有于心也，宁早夜辗转而精绎之，不敢涉其纷纷之注说驳杂而支离之。至于一事之不苟，一念之不忽，尘积而滴贮，日思而夜催，亦乾乾矣。（《奉陈石斋先生书》，《南川冰蘖全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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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之学，毫厘之间，不厌于精细讲求也。求得其要，则权度日明，然后可以自信而驯至于不惑。未得，则存之养之，积之以久，将不待于慕恋陈言，而自有约之可操矣。（《答何时矩书》，《南川冰蘖全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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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光与张翊之妙悟不同，其学重在涵养，在精思义理，积渐贯通。其于义理，贵在于精细处讲求，以得我心权衡之标准与根据。先博而后约，先外在而后在我，特别强调积累与存养。林光虽为白沙之徒，其学仍循旧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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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的学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诗人的体悟，与王阳明从多方学术探索和实践考求中获得的“致良知”大不相同。诗人的体悟必求心与道俱，情与境共。所以说，陈献章之学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心学，至多是心学的萌芽。心学之大，待王阳明完成其致良知之学并推展到大半个中国，才有洪波巨浪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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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五章 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及其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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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开创者，他一反明代前期学宗程朱者特别是吴与弼、胡居仁等人的拘谨、因袭，提倡自然、自得。但陈献章以一诗人治学，在一般较为传统的学者看来，其本体论偏于玄，功夫论偏于虚。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欲弥缝乃师的不足，倡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使江门之学折归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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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1466—1560）初名露，字民泽，避祖讳改名雨，后定名若水，字元明，广东增城人。因家居增城之甘泉都，学者称甘泉先生。弘治六年会试不第，次年往江门从学陈献章，为陈献章亲定的江门之学传人。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祀陈献章。弘治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仕至南京礼部、吏部、兵部尚书，南京国子祭酒。年七十五致仕，居林下讲学二十余年，弟子甚众。著作弘富，主要有《甘泉文集》、《春秋正传》、《圣学格物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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