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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格物。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王阳明的格物是改正不正确的意念，湛若水的格物是随处体认天理。湛若水认为王阳明以正念头释格物有四点矛盾：其一，训格为正，训物为意念之所着，格物即正念头，与《大学》诚意、正心所指文义重复。其二，如以格物为正念头，则与上文“知止能得”与下文以修身说格物致知意思不连贯。其三，以格物为正念头，必有念头正否的标准。“随处体认天理”以格物为“造道”，以“吾心中正之本体”为标准。“正念头”则无标准，意思不完备。其四，格物为知行并进之功，若只是正念头，则是有知而无行，不符合古来贤哲强调的知行不离的传统。湛若水认为，以“随处体认天理”训格物，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他申明自己的格物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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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之所以训格物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体认天理也；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矣。天理无内外也，求即无内外也。（《答阳明论格物》，《甘泉文集》卷七，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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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湛若水的这些诘责，王阳明皆有答辩，其意旨不外以上所论。值得注意的是，阳明认为湛若水和自己的学说虽有分歧，但并非不可融通。他指出了二人之所以不同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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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却似有毫厘未协，然亦终当殊途同归也。修齐治平总名格物，但欲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答甘泉》，《王阳明全集》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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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的意思是，体认天理是湛若水与自己的共同追求，在龙场悟道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自己也尝以此为修养功夫的最终指向。但自确立心学立场，已视此为求之于外。甘泉体认天理的动机是好的，但其言“随处”，已堕入旧学在事事物物上求其定理的坑堑。但王阳明同时指出，向外求理和自己的致良知可以殊途同归。这可以看做王阳明以心学立场融合理学心学为一的企图，也可以看做他在称许“体认天理”的总目标下对不同的功夫路向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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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维方法上说，王阳明以综合为主，所以“修齐治平总名格物”。他把道德理性的培养并将它贯彻于具体事物作为一切活动的统领。他的成熟学说以致良知为宗旨，致良知是正面的端正意念——推致本正之意念于具体事为，格物是负面的端正意念——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能近取譬与省察克治都是他所强调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乃至修齐治平在阳明功夫中是统一的，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包容、兼举其他项。所以不必以格致诚正为不同的功夫名目，节节分疏，层层推进。这反映的正是王阳明既浑融又细密、既广大又精微的学术风格。湛若水的学术也并非不阔大，他的心学倾向也十分明显，但其“随处”、“格物”等说在王阳明看来迹近支离骛外，所以遭到阳明的反对。也可以说，湛若水融合理学心学，从而避免二家的缺点的“随处体认天理”还带有旧学的尾巴，故被从旧学立场上彻底转变过来的王阳明视为拖泥带水。实际上两家皆从辩论求胜的目的出发而有意无意地误解对方，这一点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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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勿忘勿助。“勿忘勿助”是湛若水体认天理的前提，故在著作中随处皆有阐说，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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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勿助，心中正处，这时节，天理自见，天地万物一体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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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动静皆定，忘助皆无，则本体自然合道成圣，而天德王道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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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在心，求则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只不忘助时，便添减不得，天理自见，非有难易也。（以上见《语录》，《明儒学案》第906~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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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王阳明体系中，致良知是根本宗旨，是功夫“大头脑”，勿忘勿助只涉及具体修养中的心理状态，是枝节问题，故阳明不以此为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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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间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什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漭漭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涉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王阳明全集》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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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致良知包括集义、格物、诚意、正心等功夫，致良知即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只是对必有事的辅助说明。而湛若水以勿忘勿助为根本功夫，他对王阳明的批评甚不以为意，屡屡加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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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每每欲矫勿忘勿助之说，惑甚矣。（《语录》，《明儒学案》第9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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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忘勿助为虚，阳明近有此说。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舍勿忘勿助，则无所有事，而天理灭矣。不意此公聪明，未知此要妙，未见此光景，不能无遗憾，可惜可惜！（《语录》，《明儒学案》第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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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王阳明与湛若水关于勿忘勿助的辩论，可以看到，王阳明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锻炼体悟出的良知，是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可以说就是精神活动本身。它包括理智、意志、情感及对自己精神活动的控制与调节。良知受道德理性的驱迫，它本有的道德情感时时显露，所以它“必有事焉”。良知又受其调节机能的驱使时时注意勿间断，勿欲速求效，而使“必有事焉”得以在雍容宽舒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它不求中正而自然中正，不强调随处而触处皆真。这是良知活动的化境。以此化境反观湛若水的勿忘勿助，自然感到蛇足和支离。但勿忘勿助是湛若水体认此心中正之体的前提，它在湛若水的义理脉络中是不可少的。王阳明和湛若水皆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批评对方，其不能折服对方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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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案语中说湛若水为旧说所拘，这是黄宗羲从心学立场出发批评旧学。从平正公允的立场看，旧学亦未必可非。黄宗羲又批评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于感，并以体认于感为未当，这个批评也未必中肯。实际上湛若水虽是在感上、已发上体认“中正之本体”，但他所体认的中正之理却有“增减不得”、恰到好处的性质，皆与寂体之“未发之中”一致。寂感体用一源，故不能说体认于感为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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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四 湛若水的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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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一生仕途平坦，政事之暇，以讲学为事。足迹遍大江南北，年且九十，犹为南岳之游。其门弟子虽不及王阳明之盛，但也有很大影响。《明儒学案》谓“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明儒学案》第876页），可以说是当时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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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弟子，最著名者为吕怀、何迁、洪垣、唐枢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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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怀 吕怀字汝德，号巾石，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著有《律吕古义》、《历考》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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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怀之学，大体上继承了湛若水天理乃吾心中正之本体，以勿忘勿助随处体认的宗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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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睹不闻即吾心本来中正之体，无生无弗生，无存无弗存。苟有丝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慎恐惧，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答戚南山》，《明儒学案》第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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