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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王阳明与湛若水关于勿忘勿助的辩论，可以看到，王阳明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锻炼体悟出的良知，是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可以说就是精神活动本身。它包括理智、意志、情感及对自己精神活动的控制与调节。良知受道德理性的驱迫，它本有的道德情感时时显露，所以它“必有事焉”。良知又受其调节机能的驱使时时注意勿间断，勿欲速求效，而使“必有事焉”得以在雍容宽舒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它不求中正而自然中正，不强调随处而触处皆真。这是良知活动的化境。以此化境反观湛若水的勿忘勿助，自然感到蛇足和支离。但勿忘勿助是湛若水体认此心中正之体的前提，它在湛若水的义理脉络中是不可少的。王阳明和湛若水皆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批评对方，其不能折服对方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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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案语中说湛若水为旧说所拘，这是黄宗羲从心学立场出发批评旧学。从平正公允的立场看，旧学亦未必可非。黄宗羲又批评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于感，并以体认于感为未当，这个批评也未必中肯。实际上湛若水虽是在感上、已发上体认“中正之本体”，但他所体认的中正之理却有“增减不得”、恰到好处的性质，皆与寂体之“未发之中”一致。寂感体用一源，故不能说体认于感为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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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四 湛若水的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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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一生仕途平坦，政事之暇，以讲学为事。足迹遍大江南北，年且九十，犹为南岳之游。其门弟子虽不及王阳明之盛，但也有很大影响。《明儒学案》谓“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明儒学案》第876页），可以说是当时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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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弟子，最著名者为吕怀、何迁、洪垣、唐枢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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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怀 吕怀字汝德，号巾石，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著有《律吕古义》、《历考》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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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怀之学，大体上继承了湛若水天理乃吾心中正之本体，以勿忘勿助随处体认的宗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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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睹不闻即吾心本来中正之体，无生无弗生，无存无弗存。苟有丝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慎恐惧，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答戚南山》，《明儒学案》第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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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中，无不包贯，此吾心本体也。此心同，此理同，其为包贯亦无弗同。流行神理，岂有丰啬厚薄哉？惟其流行而既形焉，于是二气分，五行判，交错不齐，而理之神有不能尽然者矣。阴阳五行，适得其初则中，中则心存，心存则本体洞然而无所障蔽。（《与蒋道林》，《明儒学案》第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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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怀实际上认为有一个中正之体，这就是性理，它在天地间，也在人心中，二者是同一的。人对它不能有所加损。万物运行合乎其则，人应事得其宜，不过是实现了这个中正。这一思想与湛若水一样，有融合理学心学的倾向。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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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统于心，本来无病，由有身乃有气质，有气质乃有病，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诚正，所以修身；戒惧慎独，所以修道。身行道立，则静虚动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与蒋道林》，《明儒学案》第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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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论心性情关系皆沿袭旧说。吕怀的特点是重视变化气质。他认为，为学全在变化气质，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其功夫皆在变化气质。从变化气质着手，王阳明与湛若水宗旨本一；若不从此处着手，则任说千万，皆是虚弄精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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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良知，本同宗旨，识得原因着脚，则千蹊万径，皆可入国。徒徇意见，不惟二先生之说不能相通，古人千门万户，安所适从？今即便于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然无用如此。故但就中指出一通融枢要，只在变化气质。学问不从这上着脚，凭说格致、说戒惧、说求仁集义，与夫致良知、体认天理，要之只是虚弄精神，功夫都无着落。（《答叶德和》，《明儒学案》第9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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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王阳明湛若水功夫大端在变化气质，这从大的方面说并不错，但王阳明与湛若水在承认变化气质的大前提下，还有许多不同。特别是王阳明一生精进不已，功夫要领发生多次变化，变化气质一语不足以概括。变化气质是孟子以来儒学功夫论的纲领，张载、程朱、陆王皆不违此旨。用这一点来标举其师与王阳明之同，固大而无当。但吕怀变化气质之说并不越师门之旨。湛若水的《心性图说》，敬字贯彻始终，《答阳明论格物书》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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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云者，盖知此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为气习所蔽，故生而蒙，长而不学则愚。故学问思辨笃行诸训，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发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无所用其丝毫人力也。（《明儒学案》第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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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倡导变化气质之说。吕怀的学说可以说得其师之一偏。弟子对于师说，有全面继承而恪守其义者，有承其一点而发扬光大者，有得其一隅而融化其旨者。吕怀之于湛若水，可以说是得其一隅而融化其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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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迁 何迁字益之，号吉阳，历官至南京刑部侍郎。曾倡复京师灵济之会。何迁学主“知止”，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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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本末，学有先后，《大学》教人，以“知止”为先，而后定静安虑由之。知止而后能定静安虑者，致知以格物也；是定静安虑而后能得者，物格而后知至也。是故知止之义，虽高明之士，有不能舍之以径趋者。（《赠沧守胡子序》，《明儒学案》第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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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迁之知止即《大学》之止于至善，止是本体，知是功夫。他解释知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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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者，此心感应之机，其明不假思，而其则不可乱，善而无善，所谓至善也。有所不止焉，思以乱之，非其本体也。是故圣人亟指之，而欲以其知及之。信其本无不止之体，而究其有所不止之由，即应感之间，察流行之主，使所谓不思而明、有则而不可乱者，卓然见于澄汰廓清之余，而立于齐庄凝聚之地，是则知止之义。（《赠沧守胡子序》，《明儒学案》第9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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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就是功夫圆熟之时，心对外物的反应自然合于理则。而它的表现又是不思而得，圆神不测。“知”即求与此本体为一。求之功夫，一是“信其本无不止之体”，也即陆九渊之“先立其大”。二是究其所不止之由，即陆九渊所谓以学问思辨行去除对于本心的蒙蔽，使“立于齐庄凝聚之地”，此即知止之义。何迁的知止，有纠正阳明后学的流弊的意思，与黄绾的艮止大略相同。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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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一传百讹，师心即圣，不假学力，内驰见于玄漠，而外逃失于躬行。后生不察，遂谓言行不必根心，而圣人之学，不足达于用，由是继之以畔。夫良知曰致，盖必举其灵晰圆神出于自然者，恍然澄定于廓清凝聚之余。而日见其参立于前，而后养以长裕，渐以销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将毕于竭才，以几浑合。（《龙冈摘稿序》，《明儒学案》第9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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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何迁特别强调，良知之灵晰圆神必加澄定廓清凝聚之功，使它处处时时中庸，合于天理。此与江右聂豹、罗洪先等人强调良知必加收摄保聚之功为同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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