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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迁的知止，也是吸收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而加以熔铸的结果。湛若水尝说：“格物即止至善也，圣贤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国天下，无非随时体认天理，体认天理，即格物也。”（《答王宜学》，《明儒学案》第884页）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即止，即到达。体认天理即止于天理，达到天理，此即甘泉“格即造诣”、“格物即造道”之义。故何迁之“知止”，离湛若水最近。其得于师门者，比吕怀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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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垣 洪垣字峻之，号觉山，嘉靖进士，官至温州知府。洪垣从学湛若水甚久，甚得喜爱，目之为“可传吾钓台风月者”。洪垣继承了乃师“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但强调“体认天理，是不离根之体认”（《理学闻言》，《明儒学案》第934页）。盖洪垣惧学者误解“随处体认天理”，走入程朱即物穷理的老路，故倡不离根之体认。意在指出，随处体认是体认本心具有之理，此理与天地万物之理为一。所谓不离根，还在于强调，随处体认必须纯以德性修养为务，不涉外在功利。一涉功利，则体认为离根。故洪垣主张从未感之先求中正，不在已发之后求停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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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窃以为戒惧事迹之功易，而戒惧念虑之功难；戒惧念虑之功易，而戒惧本体之功难。夫戒惧乎本体者，非志之主宰不能也。今人只于义理上论学，不在合下工夫上论学；只于学上论病痛，不于己志真切上论病痛。又窃以为今之学者，只于意气作为上论志，不于天行乾乾主宰上论志。所以终未有凑泊处。（《柬邹东廓》，《明儒学案》第9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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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强调在本体上、在未发上用功，不在讲说上、在已发之迹上用功；在道德修养上立志，不在功利上立志。这就是所谓不离根之体认。洪垣主张“从立志达通几”，即在本体上、未发上用功夫，然后意念之发（几）皆从本体之善流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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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观主宰，不论体段；只求致虚，不论着力。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志者，主宰也。刚健纯粹，通一身动静隐显而运用之。（《答徐温泉》，《明儒学案》第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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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未感之先，别无可言，惟有一真志在耳。故鄙人尝谓志在几先，而功在几时。志从好学有之，几从好学得之。非志，则几不神也。非志非几，而影立未发之中于未应之先，以为应事主，而应之若无心焉，非影响即虚见。（《与葛洞冈》，《明儒学案》第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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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立则主宰正，主宰正则发于几上皆正也。但洪垣提倡“志在几先，而功在几时”。意思是，目的指向在本体，而功夫则在已发上用，因为本体无声无臭，功无可施。必须在已发上用功，而已发上用功，正所以纯粹其本体、未发。未经几上用功的所谓本体，以之为应事接物的根据，则不免于影响恍惚，浮虚不实。故洪垣之学，形上形下体用一源。以先天立志统领后天通几，以后天通几补充完养先天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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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洪垣反对“先天正心之学”，认为未发之中，必应事锻炼方能有得，纯任自然，不加锻炼之功，必堕于猖狂自恣。他有《答颜钧书》，明确反对泰州学派率任自然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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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曰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着何戒惧，故遂谓平时只是率性所行。则其所率、所谓道者，果知其为性道之本否乎？……若谓只任自然，便谓之道，恐终涉于百姓日用不知。区区之为此说者，非谓率非自然也。慎独精一、不容意见之为自然者，自然之至也。（《明儒学案》第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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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垣反对纯任自然，主张加慎独精一等修为之功。对于王阳明湛若水二家他也力主调和。他指出，王、湛之学有同有异。其相同处在于王阳明之致良知与湛若水之随处体认天理皆破除功利形迹之末，一以天理为归，皆以内圣导外王。其不同处，在用功之微与显。阳明以良知为独知之时，至静而神，致良知合知行为一，功夫不偏废。但王阳明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语。后学喜其简易径便，便以无心之知为真知，不究无心之知中所包含的天理，径任自然。洪垣指出，阳明后学“以无心之知为真知，不原先天，不问顺帝之则，似倚于微而无上天之载，失之倚非良矣”（《答徐存斋》，《明儒学案》第942页）。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正所以纠正阳明后学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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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公窃为此惧，乃大揭尧舜授受执中心法，惓惓补以中正之语，故其言曰：“独者，本体也，全体也。非但独知之知为知，乃独知之理也。”才知即有物，物无内外，知体乎物而不已，是之谓理。（《答徐存斋》，《明儒学案》第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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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垣指出，湛若水所补者，是理，此理字正是阳明后学中径任自然一派所缺的。知非空知，必以理为主宰。随处体认，即体认此理也。但甘泉后学因甘泉讲“随处体认”，便以为此理在物不在心，在事物上求其定理，这是求之于外。所以，“甘泉公门弟之学，似又倚于显而有处，失之倚非中矣”（《答徐存斋》，《明儒学案》第943页）。不过洪垣在阳明甘泉弟子之失中，尤惩阳明弟子之失，认为此弊大于甘泉弟子：显之失，尚有规矩可循；微之失，则入于放荡。洪垣还认为，王阳明与湛若水皆为心学，如舍小异而存大同，则可得二家宗旨之真。洪垣身当王湛弟子学术流弊渐显之时，又与泰州后学有交往，他对两家学弊的纠举是切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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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枢 唐枢字惟中，号一庵，嘉靖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因疏劾权贵罢归，处林下讲学著书四十余年。青年时慕阳明之学而未及见，后为甘泉入室弟子。其“讨真心”三字宗旨，得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之旨，亦与阳明“致良知”相近。唐枢之学，调停王湛两家之意甚为明显。唐枢解释他的“讨真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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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是人实有之心，实有之心，乃天地生人之根底，亘古今不变，不着一物，是谓“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孰无心？只因随情逐物生心，非天地大中之本心，不得为事物之主。必寻讨精详，辨其真而用之。不帮补外求，亦不索之玄妙无影，自然举念天则，拟议以成变化。（《真心图说》，《明儒学案》第9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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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枢之“讨真心”，是王湛两家宗旨的混合。“真心”，取自王阳明的良知；“讨”，取自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唐枢明确说：“己真心即是良知。”但良知不能不蔽于物，不能不失其本心，故用“讨”之功夫。而讨之功夫亦不过去掉良知的蒙蔽，非以外来之理填补心之灵明。所谓“寻讨精详”，即对心中所生的意念辨其真否，求其合于中正之本体。故寻讨即湛若水的“体认”。唐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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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也，曷言乎真之与假也，心得其心之体为真，有所因而动，则受病而为假。体病则用必不当，然而从其中以令五官百骸，则其未始不为心也。（《真心图说》，《明儒学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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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为良知，“心得其心之体”，即王阳明之致良知，湛若水之随处体认天理。唐枢的“讨真心”是取王湛两家宗旨糅合为一，其中也有纠正王湛后学的流弊之意。黄宗羲在对唐枢的评论中指出：“夫真心者，即虞廷所谓道心也。曰讨者，学问思辨行之功。即虞廷之所谓精一也。随处体认天理，其旨该矣，而学者或昧于反身寻讨。致良知，其旨得也，而学者或失于直任灵明，此讨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四》）这个评断很是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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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枢之学虽少新颖之处，但其经由许孚远而开出刘宗周一脉，却甚重要。刘宗周之调和王学和朱子学，其来有渐。其理气心性诸论，在唐枢和湛若水学说中都可找到根据。许孚远的另一弟子冯从吾作《关学编》，欲恢复张载关学传统，为明代关中学者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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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浙江德清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许孚远青年时从学唐枢，为学以克己为先。尝与泰州门下周汝登、杨复所等相与讲学，但宗旨不合。许孚远影响刘宗周处约有以下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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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无善无恶是说心，而非说性。许孚远曾与胡直通书论心性，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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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率性之为名，自天之降衷，不离乎形气者而言。而心之为名，合灵与气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个天命之本体，故为帝则、为明命、为明德、为至善、为中、为仁，种种皆性之别名也。此未尝有外于心之灵觉，而灵觉似不足以尽之。心者至虚而灵，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气之杂，故虞廷别之曰人心道心。后儒亦每称曰真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则顺性而动者也，心即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则杂乎形气而出者也，心不可谓之性也。君子之学，能存其心，便能复其性，盖心而归道，是人而还天也，即灵觉即天则，岂有二耶？（《与胡庐山论心性》，《明儒学案》第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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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这里认为，心只是一个灵觉。心之体为性，心与性不离不杂。许孚远反对“无善无恶心之体”，认为性如无善无恶，则性同于心，与佛氏以知觉运动言性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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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这一见解，直接影响到刘宗周，刘宗周鉴于阳明后学对《传习录》理解歧异，故选《传习录》中能发明阳明精蕴者，附以自己的批语，名《阳明传信录》。其跋语中对“无善无恶心之体”提出驳正，即承许孚远之意。另外许孚远上承唐枢，有调和王湛之学，进而融会程朱陆王两家之意，此点也影响到刘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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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心即气。唐枢继承湛若水，以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实体，心、性、理、道皆由气而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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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只一气，气得其平之谓虚，平昭其序之谓理，理当其施之谓道，能主其施之谓心，能发其昭之谓性，五者皆天也。（《明州与王同野谈》，《明儒学案》第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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