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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为良知，“心得其心之体”，即王阳明之致良知，湛若水之随处体认天理。唐枢的“讨真心”是取王湛两家宗旨糅合为一，其中也有纠正王湛后学的流弊之意。黄宗羲在对唐枢的评论中指出：“夫真心者，即虞廷所谓道心也。曰讨者，学问思辨行之功。即虞廷之所谓精一也。随处体认天理，其旨该矣，而学者或昧于反身寻讨。致良知，其旨得也，而学者或失于直任灵明，此讨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四》）这个评断很是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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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枢之学虽少新颖之处，但其经由许孚远而开出刘宗周一脉，却甚重要。刘宗周之调和王学和朱子学，其来有渐。其理气心性诸论，在唐枢和湛若水学说中都可找到根据。许孚远的另一弟子冯从吾作《关学编》，欲恢复张载关学传统，为明代关中学者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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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浙江德清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许孚远青年时从学唐枢，为学以克己为先。尝与泰州门下周汝登、杨复所等相与讲学，但宗旨不合。许孚远影响刘宗周处约有以下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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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无善无恶是说心，而非说性。许孚远曾与胡直通书论心性，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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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率性之为名，自天之降衷，不离乎形气者而言。而心之为名，合灵与气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个天命之本体，故为帝则、为明命、为明德、为至善、为中、为仁，种种皆性之别名也。此未尝有外于心之灵觉，而灵觉似不足以尽之。心者至虚而灵，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气之杂，故虞廷别之曰人心道心。后儒亦每称曰真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则顺性而动者也，心即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则杂乎形气而出者也，心不可谓之性也。君子之学，能存其心，便能复其性，盖心而归道，是人而还天也，即灵觉即天则，岂有二耶？（《与胡庐山论心性》，《明儒学案》第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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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这里认为，心只是一个灵觉。心之体为性，心与性不离不杂。许孚远反对“无善无恶心之体”，认为性如无善无恶，则性同于心，与佛氏以知觉运动言性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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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这一见解，直接影响到刘宗周，刘宗周鉴于阳明后学对《传习录》理解歧异，故选《传习录》中能发明阳明精蕴者，附以自己的批语，名《阳明传信录》。其跋语中对“无善无恶心之体”提出驳正，即承许孚远之意。另外许孚远上承唐枢，有调和王湛之学，进而融会程朱陆王两家之意，此点也影响到刘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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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心即气。唐枢继承湛若水，以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实体，心、性、理、道皆由气而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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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只一气，气得其平之谓虚，平昭其序之谓理，理当其施之谓道，能主其施之谓心，能发其昭之谓性，五者皆天也。（《明州与王同野谈》，《明儒学案》第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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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虚为气之均平状态，气的均平状态中所显示的运行秩序即是理，气的施为皆循其理即是道，气之流行的主宰即是心，气的运行的无过无不及的根据即是性。此数者皆本天然，皆由气而立名。所以，可以从气为根本，心性理道皆从气上说着眼，言心即气。又说：“心乃气机流行之本，屈伸阖辟，所从以命。”（《论真心》，《明儒学案》第959页）这是说心乃气之主宰，心不离气。上段引文是总说宇宙内气，这一段引文是单说人身内气。前者“心”是比喻的，指宇宙之气流行中的主宰，后者的心指人的官能。但唐枢认为宇宙内的气与人身内的气的法则是一致的。到许孚远，重在用心气关系言人的修养，以理为心气所发之欲之中节处。到刘宗周，以“理只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千古支离之说，可以尽扫”（《语录》，《明儒学案》第1521页）为根本宗旨，仁义礼智即心气之喜怒哀乐。心即气是刘宗周最重要的学说之一，并影响到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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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意为宗。唐枢以讨真心为宗旨，真心即性，中有所主。唐枢说：“万物皆备于我，以方寸管摄物理，约而精之，其道光明。”（《真心图说》，《明儒学案》第959页）此管摄，此有主，在许孚远为“意”。许孚远立诚意之说，以反对阳明后学抛却主宰，任心之虚明纵横自在，不加检束之弊。许孚远有《与李同野书》，书中明确表示反对“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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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丈以毋意为宗。使人人由毋意之学，得无所谓欲速则不达者耶？《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谓诚其意，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学之功也。……凡吾侪平日觉有胸次洒落时，感应顺适时，正是诚意端倪。须要存养扩充得去。若作毋意见解，则精神便都散漫去。（《明儒学案》第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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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虽未以意为心之所存，但他重视存养扩充诚意端倪，却是刘宗周以意为心之所存而非心之所发的基础。刘宗周还将意字与天道运行的法则——独体联系起来，给意字以形而上的根据，并围绕意字展开为广大的哲学内容。其中受湛若水师徒的影响，其内在义理的承续，昭然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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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六章 王阳明的良知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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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宋明理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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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越城外的阳明洞天，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有《阳明全书》三十八卷传世。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他走过的道路，与寻常科举出身的人所走的道路大不相同。他的学说，与他平生经历密切相关，是他豪雄式人格的体现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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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道德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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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活动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正是明朝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候。西北瓦剌、鞑靼不断侵扰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各地藩王觊觎中央政权，不断发生叛乱。皇帝、宦官、勋臣大建庄田，地主乘机掠夺民田，土地兼并日益激烈，离开了土地的流民多次发生暴动。政治极度昏暗，皇帝荒淫，宦官擅权，党争不断，所有这些，极大地动摇了明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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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民阶层慢慢生长起来，功利主义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削弱了理学维系人心的作用。程朱学说成了士人应付科举考试的工具。整个社会显现出士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王阳明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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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千径万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蛊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利功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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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这一长段对当时社会潮流和士人风习的描述，正是他的学说所以兴起的背景，也是他的“拔本塞源论”欲拔之本、欲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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