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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虚为气之均平状态，气的均平状态中所显示的运行秩序即是理，气的施为皆循其理即是道，气之流行的主宰即是心，气的运行的无过无不及的根据即是性。此数者皆本天然，皆由气而立名。所以，可以从气为根本，心性理道皆从气上说着眼，言心即气。又说：“心乃气机流行之本，屈伸阖辟，所从以命。”（《论真心》，《明儒学案》第959页）这是说心乃气之主宰，心不离气。上段引文是总说宇宙内气，这一段引文是单说人身内气。前者“心”是比喻的，指宇宙之气流行中的主宰，后者的心指人的官能。但唐枢认为宇宙内的气与人身内的气的法则是一致的。到许孚远，重在用心气关系言人的修养，以理为心气所发之欲之中节处。到刘宗周，以“理只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千古支离之说，可以尽扫”（《语录》，《明儒学案》第1521页）为根本宗旨，仁义礼智即心气之喜怒哀乐。心即气是刘宗周最重要的学说之一，并影响到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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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意为宗。唐枢以讨真心为宗旨，真心即性，中有所主。唐枢说：“万物皆备于我，以方寸管摄物理，约而精之，其道光明。”（《真心图说》，《明儒学案》第959页）此管摄，此有主，在许孚远为“意”。许孚远立诚意之说，以反对阳明后学抛却主宰，任心之虚明纵横自在，不加检束之弊。许孚远有《与李同野书》，书中明确表示反对“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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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丈以毋意为宗。使人人由毋意之学，得无所谓欲速则不达者耶？《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谓诚其意，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学之功也。……凡吾侪平日觉有胸次洒落时，感应顺适时，正是诚意端倪。须要存养扩充得去。若作毋意见解，则精神便都散漫去。（《明儒学案》第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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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虽未以意为心之所存，但他重视存养扩充诚意端倪，却是刘宗周以意为心之所存而非心之所发的基础。刘宗周还将意字与天道运行的法则——独体联系起来，给意字以形而上的根据，并围绕意字展开为广大的哲学内容。其中受湛若水师徒的影响，其内在义理的承续，昭然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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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六章 王阳明的良知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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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宋明理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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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越城外的阳明洞天，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有《阳明全书》三十八卷传世。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他走过的道路，与寻常科举出身的人所走的道路大不相同。他的学说，与他平生经历密切相关，是他豪雄式人格的体现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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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道德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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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活动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正是明朝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候。西北瓦剌、鞑靼不断侵扰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各地藩王觊觎中央政权，不断发生叛乱。皇帝、宦官、勋臣大建庄田，地主乘机掠夺民田，土地兼并日益激烈，离开了土地的流民多次发生暴动。政治极度昏暗，皇帝荒淫，宦官擅权，党争不断，所有这些，极大地动摇了明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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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民阶层慢慢生长起来，功利主义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削弱了理学维系人心的作用。程朱学说成了士人应付科举考试的工具。整个社会显现出士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王阳明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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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千径万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蛊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利功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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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这一长段对当时社会潮流和士人风习的描述，正是他的学说所以兴起的背景，也是他的“拔本塞源论”欲拔之本、欲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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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少年时即豪迈不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思想取向。《年谱》载，阳明十一岁时尝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阳明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幼时的王阳明，已经把读书入仕视为等闲之途，他要寻求通过道德修养来达到圣贤之域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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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十七岁到江西迎娶时曾谒见吴与弼的弟子娄谅。娄谅告诉他程朱格物之学，并告诉他圣人可由学而至。阳明遵照此说“着实为宋儒格物之学”。但他发现，程朱格物之说存在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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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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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在其心纯乎天理，在其意诚。而格物所得为具体事物的道理，它不能直接成为诚意的根据。程朱的功夫纲领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主张先即物穷理，然后以“敬”的功夫涵养所穷之理。虽然，在程朱看来，道德修养所需要的天理和格物格得的物理在根本上是同一的，“才明彼，即晓此”。但由物理变为“天理”，还须有一识度。这种识度并不是天然具有的，它需要培养。在获得这种识度之前，物理天理是分而为二的。王阳明发现了程朱学说中这种分而为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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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本（指朱熹《大学章句》）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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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认为，敬应是《大学》功夫中本有的，这个本有的敬即诚意。以诚意为目的去格物，才能够落实到道德修养上。否则格物所得只是具体事物的道理，与自己的身心修养了无关涉。阳明反复强调：“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功夫才有着落。”他多次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在他看来，《大学》的“止至善”，《中庸》的“赞天地之化育”，是以诚意带动致知所获致的最高境界，在这境界中，不是“诚明两进”，而是“诚即明，明即诚”。以道德理性为统领，以知识理性为辅翼，这是王阳明心学的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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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关于道德与知识的关系的观点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他认识到，道德不能归结为知识，道德是意志的活动，知识是理智的活动。道德的增进，在于意志的培养锻炼，知识的提高在于理智能力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两者相较，道德的提高更难，因为它要与人根性中盘踞难去的许多东西进行搏战。知识才力的大小，并不决定道德水平的高低。这里，王阳明把道德和知识的差异显豁地标揭出来，意在纠正人们在知识才能上争高下、放弃道德修养的弊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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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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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创立新说的目的，就是把人们从偏离道德修养的路上拉回来，回到圣人之学。在他看来，“圣人之学，心学也”。这个心学，就是在身心上做功夫，以整个人格素质、精神境界的提高为归宿。心学的精髓在“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是理学家共同尊奉的，朱熹就把十六字心传作为《中庸》全部精义所在。但王阳明认为，朱熹虽然奉此为圭臬，但在具体解释和实行的方法上都有偏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人心道心分为二心，惟精惟一分为二事。王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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