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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认为，造成世风衰颓、道德沦丧的原因，首先在于学术不明，欲救治上述社会病害，首务之急在于讲明学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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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海内虚耗，大小俱弊，实由学术不明，心术不正，故士风日坏，巧宦日众，吏病日多，贪残日甚。立法愈密，奸弊愈生，刀讼愈起，上下逢迎，虚费愈广，所以生民日困。苟不忍澄其本而惟务更变，更变愈多而滋弊愈深，益使大小空竭，虚耗日甚，视祖宗时民间富庶为如何哉！此皆吾党之所当知，必思有以救之可也，救之如何？明学术而已。（《明道编》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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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救治社会风气的良方是明学术，他的艮止之旨，就是要使人皆知所止：止于天理，止于至善。而当时人们所尊信的学术，大多是左道旁门。黄绾指出，当时最大的学术公害是禅宗，明学术首先在于辟禅。他认为禅宗是最不知艮止者。禅宗以不思善、不思恶，认本来面目为宗旨，而其本来面目，即空，无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当止之所。不知艮止即不知天理，不知天理必逃世。世儒中以空无虚寂为学者，皆不知艮止，皆流于禅学。他所列不知止而流入禅学者，包括宋明两代大儒，他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曰圣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明道编》卷一）黄绾对宋儒承继孔孟圣学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圣学至宋而昌的说法没有充分的根据。宋代诸大儒皆半杂禅门，杂于禅，则丧艮止之旨。对于周敦颐，黄绾集中批评他的修养方法为禅学。周敦颐曾述其为学之要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第二十章）黄绾认为，圣学之要在“十六字心传”，而周敦颐说“一为要”，此已离开尧舜相传之统。而且“欲”字，有出于道心者，有出于人心者。出于道心者，欲为天理，如孔子“己欲立而立人”之类。此欲绝不能无。周敦颐之无欲、静一，即从禅宗“本来无一物”化来。周敦颐又杂入道家，周敦颐的“无极”即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禅宗的“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而儒家，在《易》则曰“易有太极”，在《洪范》则曰“皇建其有极”，在《诗》则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皆言有而未尝言无。言无则堕于空虚寂灭，与艮止之意绝不相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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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颢，黄绾着重攻其《定性书》中的思想。《定性书》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是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黄绾认为，无心、无情、廓然大公都没有艮止的内容，不但与《中庸》“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宗旨相违，即与孟子“求放心”之训也相戾。他指出，程颢之学的实质是禅学，必须正本清源，勿使人借程颢此言宣传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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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颐和朱熹，黄绾的批评更为严厉。他指出，程朱的功夫纲领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句。而涵养用敬则多瞑目端坐，进学致知则多在书册上考求。“程门立雪”故事，后儒传为佳话，黄绾则以为瞑目端坐，不知门外雪深数尺，正其禅学处。朱熹之《调息箴》，不仅杂于禅，而且杂入老。朱熹《大学补传》之致知，也非《大学》致知原意。黄绾指出，程颐、朱熹之病，皆在不见心体固有之明，求之于外，皆不知艮止之意。不但不可望其为圣学，即求其为濂溪、明道之上乘，亦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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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陆九渊，黄绾的批评较为温和，但对于陆九渊的弟子杨简，则攻之不遗余力。他说：“慈湖之学，出于象山。象山则不纯禅，至慈湖则纯禅矣。”（《明道编》卷一）杨简之学之所以是禅，就在于它以“不起意”为中心宗旨。“不起意”则必以《易传》所说“拟议成变化”为不足道，必废孔门“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修养功夫。黄绾还指出，杨简之学继承陆九渊的方面，如承认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即道等，与自己的学术宗旨无异，异者在自己有艮止，杨简无艮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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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异者，我有典要，慈湖无典要；我有工夫功效，慈湖无工夫功效；我有日新次第，慈湖无日新次第；我则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其定、静、安皆本于止，止在于心而有其所，故万物万事皆从我止而不可乱。慈湖则随其所至而止，止于泛而无所，故万事万物皆由其止而不可约。我之立心在诚意，去私意；慈湖则并诚意而去之，而曰“不起意”，又曰“起意则昏”。我之工夫在思，去其不当思者；慈湖则并当思而去之，而曰“不思”，又曰“无思则万物毕照”。（《明道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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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绾看来，有艮止则见天理，艮止即学问宗要，即功夫所求的结果；艮止则诚意可立，即所谓“成性存存”。一切恶行，皆起于荡而无归，流而无止。故他反复强调艮止。他认为艮止是本，一切事功设施，皆是艮止发生的作用。艮止之本一失，其作用皆有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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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艮止之旨，黄绾反复申明其义：“予以艮止存心，以执中为志，以思为学，时止时行，无终食之间违仁，兢兢业业，无一言敢妄，一行敢苟。”（《明道编》卷一）就是说，心存艮止，不敢轻忽，心即得诚敬。然后以中、以天理为目标，事事思个天理是当，一切行为，皆止于当止之地，皆以理为归。他认为，这个意思，就是儒家经典反复训诫的意思，也是儒佛的分水岭。在黄绾这里，艮止获得全面的意义，艮止是与天道运行的节律、轨则同一的。艮止之体，即天道之诚。人心也因本具的天理自有进退行止之节律而显艮止。收拾精神而无肆志妄行，这就是修养功夫上的艮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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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二 对王阳明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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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提出艮止宗旨，作为天、人的根本法则，目的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流荡无归。他反对禅学，就是因为它流荡无归；他批评乃师王阳明，批评学坛宗盟湛若水，也以其流荡无归。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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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昔年与海内一二君子讲习，有以致知为至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者。又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致者，至也，至极其良知，使无亏缺障蔽。以身、心、意、知、物合为一物，而通为良知条理；格、致、诚、正、修合为一事，而通为致良知工夫。又云克己功夫全在格物上用，克其己私，即格其非心也。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蔽，误人非细。（《明道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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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批评虽未明指王阳明，但其中学术观点，皆王阳明所提出。黄绾认为，王阳明的良知，即禅宗的“本来面目”，致良知就是将本来面目推至极处；格物为格其非心，即去除私欲以保持本来面目。故阳明功夫，惟在去私，而去私又在不起意，以不起意为得良知本体的手段。即此而足，孔门志道据德等为余事。此皆因无艮止之义，故陷于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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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又批评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王阳明晚年胸襟、怀抱的总结，是修养的极致，黄绾对此也加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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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每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为大人之学如此。而究其说，则以吾之父子及人之父子，及天下人之父子为一体；吾之兄弟，及人之兄弟，及天下人之兄弟为一体；吾之夫妇，及人之夫妇，及天下人之夫妇为一体；吾之朋友，及人之朋友，及天下人之朋友为一体。乃至以山川、鬼神及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皆同其爱，皆同其亲，以为一体之仁如此。审如此言，则圣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情有亲疏，爱有差等，皆非也。实不知其说已堕于墨氏之兼爱，流于空虚，荡无涯矣。（《明道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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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批评王阳明一体之仁为爱无差等，在爱上无艮止、无分别，终不免荡而无归。他认为，人心之爱有差等，有艮止。此艮止、差等皆起于天性人情之真。大人即在于因其差等，处之各不失其当止之所。这就是道，就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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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对于王阳明致良知、万物一体说的批评，皆自一点随意发挥，难免虚浮疏阔，与其《五经原古》一样，皆有“师心自用”之病。黄绾自正德五年获交王阳明与湛若水于京师，相与讲学，至嘉靖元年阳明归越听致良知之教称门弟子，再至阳明征思田殁于军中，先后凡二十年，对王阳明学说不能说知之不深。阳明先后有与黄绾书十数通，其中论修养功夫甚为剀切。如《答黄宗贤应原忠》中说：“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剥蚀，然后纤尘自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王阳明全集》第146页）又有《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其中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匪自外得也。心犹水也，污入之而流浊；犹鉴也，垢积之而光昧。孔子告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孟轲氏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夫克己而诚，固无待乎其外也。”（《王阳明全集》第233页）这里王阳明功夫之实，用力之勤，提掇之切，意皆甚明显。黄绾皆略去不论，可见他别有意指。从黄绾写《明道编》的命意看，他反对的是不知艮止，荡而无归。之所以对王阳明晚年致良知、万物一体诸义也加以批评，是因为阳明晚年功夫渐入化境，其思想中“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等逐渐占了上风，讲学多就高明一路。这种学术思想和讲学趋向，与黄绾艮止之旨相去甚远。黄绾弟子吴国鼎在跋《明道编》中述黄绾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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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有未莹，乃揭执中、艮止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学者的确功夫，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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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黄绾明确表示不满王阳明、湛若水之旨，他的执中、艮止，正是为了弥补、纠正“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黄绾批评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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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有为下乘禅者，不见物则之当然皆在于己，以为天下之理皆在于物，故云“随处体认天理”，故谓功夫全在格物。其云格物，曰：“格者，至也。物者，事理也。此心感通天下之事理也。格之者，意心身皆至也。即随处体认天理也。”其学支离，不足以经世，乃伊川、晦庵之为弊也。（《明道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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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批评湛若水，也是认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为求外物之理，无艮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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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不满王阳明“致良知”之旨，在于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与阳明不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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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要，在“致知在格物”一句。其云致知，乃格物功夫；其云格物，乃致知功效。在者，志在也。志在于有功效也。致者，思也；格者，法也；有典有则之谓也。（《明道编》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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