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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本精明无蔽，功夫在戒惧以去其障蔽。故邹守益之戒惧说，实即复性：“吾心本体，精明灵觉，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渊渊乎江河之长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滞碍，扫而决之，复见本体。古人所以造次于是、颠沛于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体耳。”（《简君亮伯广诸友》，《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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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把戒惧与《大学》的“明明德”联系起来，认为良知即明德，戒惧即明明德功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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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亲而孝，遇君而忠，遇朋友而信，无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处谓之善，其障蔽而壅塞处谓之不善。学问之道无他，去其不善以归于善而已矣。（《简鲍复之》，《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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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所谓良知，与王阳明大致相同，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本具之善性的自觉，即阳明所谓“所性之觉”，二是主体的是非判断功能及其准则。求得“所性之觉”，亦惟在“明心”；明心之功，即去其障蔽以复其本体，而非对本体有所损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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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之教，乃从天命之性，指其精神灵觉而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无往而非良知之运用。故戒惧以致中和，则可以位育；扩充四端，则可以保四海。初无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问好察以用中矣，诵诗书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复夏太仆敦夫》，《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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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这里以天命之性为四端之情之所出，性是情的根据，情是性的运用。他的戒惧以致中和，是负面功夫；扩充四端，是正面功夫。戒惧是“格其非心”，扩充四端是致良知，致良知即格物。故邹守益说：“博文格物，即戒惧扩充，一个功夫，非有二也。”（《复夏太仆敦夫》，《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此亦王阳明“博文即约礼”、“道问学即尊德性”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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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功夫全在下学上用，而下学即所以上达，故主张体用合一、寂感合一，反对离感求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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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感无二时，体用无二界，如称名与字。然称名而字在其中，称字而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称，而慎独无二功。（《简余柳溪》，《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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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只戒惧慎独一功，用在感时即用在寂时，寂感体用不二，说一则另一自然包含其中。邹守益反对以寂为本来面目，以感应、运用为寂体之效验并因而专用功于寂，感上着不得功夫的观点，认为这种见解割裂寂感的体用关系，倚于感则为逐外，倚于寂则为专内，均于本性之体用不二有弊。所以他主张在日常人伦庶物上戒惧慎独，此便是下学上达功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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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庶物，日与吾相接，无一刻离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兢业不肯放过，如织丝者丝丝入扣，无一丝可断，乃是经纶大经。（《龙华会语》，《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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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惧，正是时时下学，时时上达，准四海，俟百圣，合德合明。（《青原赠处》，《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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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主张寂感体用如一，他反对超越动静的绝对“静”。在他看来，当时学者对周敦颐“主静”之旨理解多有误，他指出，主静不是离动静、超动静，而是心无有私欲的本来状态。本来状态自身虽静，但它却是主宰、管辖万事万物的枢纽，它是静而未尝静，动静一如的。他说：“一物不留，却是万物毕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体；万物毕照，是常感之用。”（《邹守益集》第733页）人心的这种寂感体用不二的性质，邹守益认为来自“天”，天人合一，天理是人事的原则，天是人效法取象的范型。天本身无声无臭，从这个方面说，它是无极；但无声无臭的天却纲维万化，天运无一息之停，天机活泼，万物各极其性，从这方面说，是太极。人效法天，圣人之心无私欲杂入，仁义中正时时流行，无一时或停而人伦日用以成。从其无欲说，是“不睹不闻”，从其仁义中正时时流行说，是“莫显莫见”。故邹守益说：“知太极本无极，则识天道之妙；知仁义中正而主静，则识圣学之全。”（《邹守益集》第733页）他认为，“真性超脱之机”，须从无极太极悟入：“无极而太极”不过是从四时常行、百物常生处见太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处见真性。他认为这个意思，与王阳明上达不离下学，体用动静通一无二的精神一致。但须时时戒惧，使良知精明，然后心本具之理自然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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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主动静体用一如，他认为戒惧不能离开人的感性欲望，离开感性欲望，戒惧功夫便着空。友人刘师泉曾把声色货利比做雾霭魑魅，邹守益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喜好声色货利是人的本性，声色货利本身并不是恶，只要做到心地廓然大公，物来使之皆合理，则声色货利并非心体的障蔽，他说：“形色天性，初非嗜欲，惟圣践形。只是大公顺应之，无往非日月，无往非郊野鸾凤。”（《简刘师泉君亮》，《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六）这同王阳明“七情顺其自然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和“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传习录》下）的思想是一致的。邹守益认为，戒惧以使心廓然大公，保持良知本体，则声色货利各得其宜，这是“导”的方法。强禁绝使之不生，是“遏”的方法。他同意导欲而反对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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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邹守益反对宋儒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认为二者本一，在气质之性上才可以见天命之性，离开气质之性，无处求天命之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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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与气质，更无二件。人此身都是气质用事：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气质。天性从此处流行，气质与天性一滚出来，如何说得“论性不论气”！除却气质，何处求天地之性？（《东廓语录》，《明儒学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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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天地之性就是气质之性的合理处。但欲得天理，须先有戒惧功夫，使判断是非的良知精明无蔽。所以邹守益反复强调：“中和不在戒惧外，只是喜怒哀乐大公顺应处。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顺应与君臣父子交接处。”（《邹守益集》第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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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所述看，邹守益论良知本体，论戒惧慎独功夫，论心本体之寂感体用如一，论下学上达，论性情关系，皆本阳明一贯宗旨。阳明立教，虽据弟子之根器利钝、所得深浅随机指授，重点有所不同，特别是晚年学问臻于化境，立说更为随意，与早年差别甚大。但若统观，则非无一贯之旨。得阳明一贯之旨、平实功夫者，以邹守益为最，故刘宗周曾说：“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慎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而学焉者失之，渐流入猖狂一路，惟东廓斤斤以身体之，便将此意做实落功夫，卓然守圣矩，无少畔援。诸所论者，皆不落他人训诂良知窠臼，阳明之教，率赖以不敝，可谓有功师门矣。”（《明儒学案·师说》）刘宗周这个评论，虽说是为纠正王学的偏弊而发，但对照邹守益学行实际，是颇为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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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二 对同门偏离阳明本旨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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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以继承阳明真实宗旨为己任，反对割裂体用、寂感、先天后天，浙中王龙溪之纯任先天，钱德洪之专在后天意念上用功及江右聂豹之离感求寂三家，为邹守益所力辟，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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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中之论，诚有过高者，忘言绝意之辩，向亦骇之。（《复聂双江文蔚》，《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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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一种高妙，口谈不思不勉、从容中道精蕴，却怕戒惧拘束，如流落三家村里，争描画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于自家受用，无丝毫干涉。（《冲玄录》，《邹守益集》第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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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越中之论，诚有过高者”不仅指王龙溪。黄宗羲说：“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明儒学案》第333页）可见“持论过高者”非止一人，但王龙溪的学说可为代表。在邹守益看来，先天派争言本体，忽略功夫。而欲本体流行无弊，须先有戒惧功夫，使心之本体常精常明。没有戒惧功夫，说是性体流行，实则难免物欲之杂。不思不勉、从容中道是上乘功夫，如无戒惧慎独为前提，则只逞私意而已。人所真实受用者，是经验中的形下事物，而理会形下，正所以达形上本体。讳言形下功夫，则本体只是一种悬想。终日悬想，不着实际，终是玩弄光影。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皆致良知实功；若以此为第二义，专任先天良知，不加排壅决阻之功，则非阳明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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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也反对专在后天所起意念上省察克治，忘却本体之善的另一弊端。在他看来，先天之心与后天之意体用不二。克去后天私意，就是导放先天本心；私意一无，本体自然流行。如果去了私意，别寻本体之善，则对良知本具之善信不及，有头上安头之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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