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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则以为老佛之言或类吾儒，而吾儒之言亦有类老佛者。此则譬之食稻衣锦，虽庄、NFDA7皆然。（《答唐明府书》，《衡庐精舍藏稿》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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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释所称三界唯心，山河大地为妙明心中物，其言虽少偏，而亦不至大谬。（《六锢》，《衡庐精舍藏稿》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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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直认为，释氏之少偏处，在于其出世路向，在于其弃绝伦理纲常。而在对天地万物的看法上，释氏不必与儒家不同。胡直的“察之外无理”就是佛家的“万法唯识”。他的“天者，吾心为之高而覆也；地者，吾心为之厚而载也”就是佛家的“山河大地为妙明心中物”。禅宗以心为万法的本体，以心为起灭天地的根据，思想路径是认识的而非伦理的，胡直在认识论上有取于佛教，而在伦理上则固守儒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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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直接受禅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主张“觉即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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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人心之觉则无性矣，又焉有理哉？故觉即性，非觉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又乌有夫觉虚理实、心虚性实之谓哉！……然则所觉者即能觉之为之也。（《六锢》，《衡庐精舍藏稿》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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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本意是要说，心与性、与情不可分，性情须借觉来表达。三者是同一的东西的不同方面，他反对将心性理三者截然割裂。程朱一派强调心性情三者的不同，胡直则强调三者的不相分离。所以他反对“觉虚理实”、“心虚性实”之类容易导致三者分离的见解，他主张无觉则无性，无觉则无理。胡直的特出之处在于他直接吸收禅宗的心性本觉说，以觉代心，将心性理的同一变为觉是性理的产生者和根据。他所说的性理，其内容仍是儒家的，但他突出了性理与觉的不可分离。这里仍是在突出心的觉知、权度在心性关系中的重要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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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定理非觉，畴定之乎？至精之理非觉，畴精之乎？高下之准，轻重之权，非此觉为之天权天度天星天寸，其畴为之乎？近儒必欲外觉以求理，则亦所谓外火求明，外水求清，非特不可，亦必不能也。乃犹以觉理分心性，以心性分儒佛，吾恐心与性、儒与佛皆不得其服矣。（《申言》下，《衡庐精舍藏稿》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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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心是性理产生的根据，也是性理落实于行为的承担者、操作者。一切皆心之觉的作用，故觉与性理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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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直一生，有极强的怀疑精神，对当时占学术界统治地位的朱熹、王阳明之学，他都提出怀疑，他自言：“反复而之，平心而求之，不致徇近儒，亦不参己见。”（《困学记》，《明儒学案》第523页）他对先儒指出三点质疑，对同时代的儒者提出四点质疑。这些疑问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在事事物物上求理而遗却己心。这是他的心学的必然结论。在这些疑问中表现出他尊崇自得、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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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十五章 李材的“止修”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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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以良知为“所性之觉”、“天地万物发窍处”，把良知作为天命之性与能体觉此性、显露此性的知体。这种二相合一含蕴着以知觉淆没、掩蔽天理的可能，这种淆没或掩蔽将导致人性中自然的一面、本能的一面的提升，冲破理欲之大防。一些学者看到这种危险，突出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区别，使儒家修身为本、修身为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这一传统时时自觉。李材就是这些学者的一个代表，他的学说与前述黄绾的艮止、聂豹的归寂有相同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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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材（1519—1595）字孟诚，号见罗，江西丰城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擢云南按察使。曾用以蛮攻蛮之法破缅甸兵，平西南边患，以功升抚治郧阳右佥都御史。后被诬在破缅之役中攘冒蛮功，逮问京师。初拟斩，言官据理力争，得拘囚十余年，发戍福建，后终老于林下。有《见罗先生书》二十卷。《明儒学案·止修学案》载其论学书信及《大学约言》、《道性善编》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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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知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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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性的分辨在李材思想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他止修宗旨的前提。他认为，区别知与性是宋代理学大家一致的意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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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立教，未有以知为体者。……明道先生曰：“心之体，则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理也。”横渠先生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亦是性为心体之见。晦庵先生曰：“仁者必觉，而觉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体也，谓知即性可乎？仁为生理，生理即性也；觉不可以名仁，知独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为心之体乎？释氏本心，圣人本天，盖伊川先生理到之语。（《答董蓉山》，《见罗先生书》卷十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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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材这里意在说明，程颢主心之体即性，则心不是性。程颐之意同于明道，性是心中之理。张载之“心”，合性与知觉言，心不即是性，亦不即是知觉。朱熹主性即理，心不是理，心的知觉作用亦不是仁。如以心的知觉为性，则堕入佛氏作用为性的坑堑。李材特别赞赏程颐对于儒释所下的分判语：“释氏本心，圣人本天。”佛教弃绝纲常，究心空寂，根源在以作用为性。这里，李材关于知与性的观点很清楚：知是心的作用，性是心的本体，知是知识边事，性是德性边事，知与性绝不能混淆。“止修”即通过修养功夫而止于本体之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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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材看来，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的全部宗旨就在于辨明知与性的分别，教人止于性体之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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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未尝废知也，只不以知为体，盖知本非体也。《大学》未尝不致知，只不揭知为宗。盖知本用，不可为宗也。惓惓善诱一篇经文，定万古立教之宗，总千圣渊源之绪，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答董蓉山》，《见罗先生书》卷十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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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大学》“致知”之知是指知识，不是指德性，所以不能为体。知识是道德本体的作用，不是道德本身。《大学》宗旨在止至善，止至善是本。格物致知必以正心诚意为归宿。这里，李材强调的是目的和归宿。功夫进程，他仍循朱熹先格致而后诚意正心最后止于至善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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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材虽一生对王阳明极表敬仰，但他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有偏。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是为了纠正程朱后学专注于具体事物的考究，无与于身心性命的偏向，但王阳明未将修身立本之意点明，仍有偏于知的嫌疑。而他自己的止修宗旨将止至善、修身等《大学》根本功夫提揭出来了。止修赅体用，兼知行，是全面的修养途径。李材反复强调的是性与知的分别，本体与作用的分别。他甚至认为，“心之精神之谓圣”这一历来被当作儒家训条的话，也有可商量之处：“精神”即心体的作用，属知识理性的范畴，知识理性非圣人之为圣人的本质。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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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两字，去本体尚隔一层。今人动欲辨体，只为一向以知为本体，故概以游扬活泼者当之。（《答朱汝钦》，《明儒学案》第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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