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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对于义利的解释与此相关。他说：“义利亦只是天理，人欲不在天理外也。”又说：“义利原是一物，更无分别。故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义’。盖义之和处即是利，必利物而后义乃和。”（《吴廷翰集》第66页）亦是在利上求义，人心中求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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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以求中为功夫宗旨，所以他服膺《中庸》。但他对“中庸”二字的解释与前人不同。他强调“时中”之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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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只是此中。天下之理，中焉止焉。然而曰庸者何也？盖所谓中者，乃常理也。言中而不言常，恐人以此为高妙而求中于无所着落之处，故以庸足之。其实只是中也。“君子而时中”，随时变易以为中，乃所以可常而不易也。若执其一定以为常，则时有穷，道有变，而反不可常矣。故庸之义，盖以足中而不离乎中也。（《吴廷翰集》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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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之意，在改变一些理学家以中为确然不易的外在准则，改变以为中出于天因而望之生畏以致操持过严、戕生害性的弊端。他认为，《中庸》全部精义在首三句，但以往的解释中三句的形上意味太重。其实《中庸》首三句不过说“中”字，天下之理亦不过说一“中”字。这个“中”字以“庸”为补充。“庸”即平常。而“常”有“恒常”与“平常”两义。吴廷翰以“庸”字之两义补充“中”，认为惟“平常”才是可亲可即的，故可随时变易而求中。而惟有随时变易，才能为恒常之理，否则即为无生命力的死板教条。“中”在于“常”，惟常可补“中”。吴廷翰这里有两个精彩的意思，一是伦理原则只有与实际处境相联系，才是普遍的，有生命的。二是变与常是一对矛盾体，惟变才能常，常中必包含变。这是他以“庸”补“中”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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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还主张将《大学》和《中庸》的不同修养功夫综合起来，互相补充，使之贯通为一。吴廷翰认为，《大学》功夫是经，《中庸》功夫是纬，经重顺而有序，纬重横贯旁通。修养功夫应该经纬错综，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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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言学，经纬错综无所不可。《大学》自格致以至修身，乃其自然之序顺而施之，经也。若戒惧慎独，则格、致、诚、正自然之功横而贯之，纬也。……必通于经纬之说，然后知博约、精一之旨与格致诚正、戒惧慎独之义，横来竖去，并行而不悖矣。（《吴廷翰集》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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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中庸》，历代学者多有人认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夫系统，但区分标准与吴廷翰完全不同。吴廷翰认为《中庸》重在讲戒惧慎独的内心修养功夫，与《大学》讲整个修养目标的不同步骤完全两样，而内心修养实可贯穿于各修养步骤中。各修养步骤中的始终戒惧，是纵中之横，在戒惧状态中进行不同的功夫步骤，是横中之纵。《中庸》的博约、精一与《大学》的三纲八目绾合一起，纵横交错。在主张戒惧慎独与格致诚正经纬交错的基础上，吴廷翰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统合为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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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问学无以为尊德性之始，不尊德性无以为道问学之终。而尊之道之未有不由于戒惧慎独。（《吴廷翰集》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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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吴廷翰以道问学为始事，尊德性为终事，即统一的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正确关系是“道问学以尊德性，尊德性必道问学”。道问学是尊德性的手段，尊德性必须经由道问学。而尊德性与道问学必须以戒惧诚敬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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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贯”，吴廷翰也有精到的发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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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理不出乎一，故自一而得天下之理。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者，即此。此一贯之本旨也。然此自圣人事，大贤以下，未能如此，故必于贯上用功。久则一以贯之。（《吴廷翰集》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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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之说，即其博约说。贯，谓多，一谓总；贯谓分殊，一谓理一。学贵能广博然后加以贯通。直接把握“一”，是很少人能做得到的，绝大多数人只能先于分殊上用功，然后“一以贯之”。所以，他反对心学，以为心学之弊在“只说大根本、大头脑，不求诸贯而径求诸一”（《吴廷翰集》第68页）。他甚至认为儒家与异端的分别，也在于对一与贯的关系处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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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一，以一统乎贯也。异端守一而已，曾何贯之有？儒释之分，正在于此。不知一而泛求诸贯，非圣人之学也。舍贯而径求诸一，亦非圣人之学也。故圣人之学必“一以贯之”，盖合内外之道。（《吴廷翰集》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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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异端指佛家道家。儒家既求宇宙根本之理，以此为伦理原则，行动纲领，但也寻求具体事物之理，以此为经国治民，利用厚生的基础。异端只解精神修养，无家国之事，故无求于具体事物之理，这是从一与贯的角度区分儒家与异端，是对前人辟佛的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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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思想受王廷相影响甚大，但他更多地是以朱熹思想为根底，尽管他对朱熹过于强调理的观点不惬于心。此外，吴廷翰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对儒家经书敢于大胆怀疑，如他说：“《礼记》之言，有纯者，有纯杂相半者，有最杂者。纯杂相半者，孔门之徒之所记述而或有误者也。其极杂，则汉儒穿凿附会而乱其真矣。”“《孝经》一书，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汉儒附会无疑。”又说：《周礼》“区区法制，散乱易置之余，未能尽信也”（以上见《吴廷翰集》第153~155页）。他对天文也有较深的研究，《椟记》中对岁差、干支星宿之位、日躔、黄道昼夜长短增减等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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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170194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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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四章 陈建《学通辨》对朱子学的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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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阳明崛起浙中，门人弟子遍天下，王学蔚为一时潮流，大有掩蔽朱子学之势。其间有服膺朱子学者，起而为朱学鸣，陈建就是其中最坚决、最激烈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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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1497—1567）字廷肇，号清澜，广东东莞人。自幼笃学，年二十三补邑弟子员。嘉靖七年中举人，两次会试皆中副榜。年三十六，选授福建侯官县教谕。七年后升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其间受聘主考江西、广西、湖广、云南乡试。不意仕进，有引者皆力辞。年四十八，以母老请归乡，于城北构草堂读书著述其中，后二十年，母卒，遂隐居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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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在福建时曾与督学潘璜论朱陆异同，作《朱陆编》。任临江府学教授期间辑《周子全书》、《程氏遗书类编》。辞官归家后，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信反复比勘，并修改前《朱陆编》，厘为前、后、续、终四编，共十二卷，名《学蔀通辨》。关于著《学蔀通辨》的命意，陈建在此书总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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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学近似惑人，其为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陆氏者出，假其似以乱吾家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学之实。于是改头换面，阳儒阴释之蔀炽矣。幸而朱子生同于时，深察其弊而终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种造为早晚之说，乃谓朱子初年所见未定，误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与象山合。……自此说既成，后人不暇复考，一切据信，而不知其颠倒早晚，矫诬朱子以弥缝陆学也。其为蔀益以甚矣。建为此惧，乃窃不自揆，慨然发愤，究心通辨，专明一实以抉三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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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蔀”，指掩蔽正学者。所谓“三蔀”，一为佛学，二为陆九渊之学，三为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学蔀通辨》分四编，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后编斥陆九渊阳儒阴释，续编抨击佛学，终编申明朱子学以明己学之归向。全书处处斥佛学、斥陆王，辩论意味甚为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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