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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之学不同释氏之五宗，必要贯串到青原、南岳。夫子既焉不学，濂溪无待而兴，象山不闻所受，然其间程、朱之至何、王、金、许，数百年之后犹用高、曾之规矩，非如释氏之附会源流而已。故此编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名，总列诸儒之案。（《明儒学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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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佛教内各派为争正统地位，特重传承流源。而儒家学者，最重要的是精神传统的接续，不重具体的师承授受。许多儒学大家，并无明确的师承关系。孔子以能者为师，不以一家一派自限。周敦颐、陆九渊皆无明确的师承关系。二程之学传至元代之何王金许，着重的仍是程门教法宗旨，非师承源流。有明确师承关系的不妨沿用其派特有的规矩；无师承关系的，也不必为争门户计，强纳入一传承系统。更不能以有传承者为嫡派子孙，无传承者为邪魔外道。对所谓朱陆之争，黄宗羲的处理尤为公允。在他看来，朱熹和王阳明学术上的差别没有一般学者认为的那样大，并且认为，明代学者实际上仍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二大端。学者不必为某为朱子学者，某为阳明学者徒事争论。一切总归儒林。学术之异可存留下来，待后之学者自择去取（见《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所以他的《明儒学案》是为明代儒学立案，非为某一派争正统。王门与诸儒并无优劣之分。黄宗羲虽大体上说属王学，但他承王学末流之弊，融合朱子学、王学为一的意向是很明显的。他据以总结明代学术的，是朱子学王学的融合物。他是以一个哲学史家的公允态度来编写《明儒学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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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六 《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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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不仅是历史学家、文学家，而且是政治思想家。他毕生留心社会实际问题，特别是明亡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后世提供致治方略，他全面考察了明代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写出了代表他政治思想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在这部著作及前十年所写的《留书》中，他对君臣关系、法律的本质、学校的功用，对选官、赋税、财政、兵制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尤其对君臣关系提出的批判，其言词之激烈，剖析揭露之犀利痛切，都是前无古人的。《明夷待访录》清廷列为禁书，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用作反对帝制的宣传品，发生了相当大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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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首先对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君主的产生和职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依据是理想中的儒家三代圣王。他认为，君主产生于人脱离了动物式的蒙昧走入初民社会时期公众兴利除害的需要。这时候的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页）。君主的产生，君主的职分，是为群体谋利益而不是为一己谋利益。这样的君主必然比民众辛苦千万倍。所以，古人避君主之位惟恐及其身，或先为君主而后弃去，或被民众拥戴而不得不做君主，皆自然之事，皆出于人“好逸恶劳”的本性。后来人争君主之位，是因为君主的职分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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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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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的君主，处极权专制的顶峰，视原本为公众兴利除害而设的国家为一己之私产，以天下之利皆归于己，天下之害皆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页）。后世的帝王，为得到君位，不惜毒害天下百姓为其争夺权位；得到政权后，也不惜毒害天下百姓去保有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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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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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愤而抨击曰：“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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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并且批判了后世小儒“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论。他认为，古之民众爱戴其君，比之为父、为天，是因为古之君主是为百姓。今之民众怨恶其君，视其为寇仇、为独夫，是因为今之君主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大利。武王伐纣，是诛独夫民贼，是为民兴利除害。孟子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为天下后世立法。后世专制君主不愿民权在君权之上，不愿民众抛弃君父、君天观念而废《孟子》、删改《孟子》，皆以《孟子》之言不利于其专制统治。黄宗羲指出，后世君主以君位为己之私产，欲传之子孙而无穷，但实际上数世后皆为异姓所得并且末世君主往往下场极惨，这一事实应能摧沮世人欲得天下之心。他还认为，君主并不是一个超绝万官的绝对体，君的权力不是无限的。天子虽与公卿百官有等级上的差别，但这个差别是等级中的差别，并非超等级与有等级的差别。黄宗羲的这一思想是极其可贵的。它对于破除对君主的崇拜，削减君主的绝对权力，建立一套有效制约君主权力的机制，维护正确的君臣关系，都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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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讨究君主的职分，是要把后世扭曲了的为君之道扭转过来，恢复儒家的圣君理想。这虽过于理想化，但他对后世专制君主扭曲君主职分，视天下为一己之私产的抨击，对小儒无视君主职分的改变，无条件地维护君权所作的批判，都是从政治制度和治权思想的根本大计着眼，跳出了据帝王个人道德和治国能力来评价君主的狭隘眼光。这在他那个时代是相当大胆、相当有启蒙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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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也对臣的职分进行了讨究。他认为，臣是协助君主治理百姓的，臣之设为百姓非为君。因为天下国家之大，非君一人所能治，必须设官分担治国之责。人之为臣，是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所以，着眼于天下万民，于天下万民为不义不利之事，即使受君主强迫，臣下也不应去做。黄宗羲对于所谓治乱有一个非常卓越的见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5页）历史上暴政的灭亡，正是天下大治；暴政的兴起，是祸乱之始。做臣子的，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从万民之忧乐着眼，即使能辅佐君主而治，或为君主死节，都不合于臣道。后世骄奢淫逸之君，不以天下万民为念，其诠选臣子，不过欲得为其奔走服役之人。世上为臣者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臣是为君而设，君将治理百姓的职责分给臣下。这就是视天下人民为君主囊中私物。而为臣者，以为四方劳扰、百姓疾苦将会危及君主，所以在牧民之术上有所改进；若不危及君主的政权，即使天下劳扰、百姓疾苦，皆不过纤芥之疾。作此见解者，从君主一姓的安危着眼，即有善治，也已违背臣道。君臣关系应该是，君与臣皆为天下百姓办事者，不过职分有别。治理天下就像许多人共同曳一根大木头，君与臣共为曳木之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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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对君臣的本质的见解是非常杰出的，他的这些见解围绕一个中心观点，这就是，天下为万民之天下，不是君主一姓之天下；君主臣下都是治理万民之天下中的不同职分。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本精神。黄宗羲关于臣道的阐述也是有感于明代后期宦官擅权，宦官与外戚勾结倾轧朝中正人君子，朝臣多缄口缩身以自保的黑暗政治而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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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批判矛头也指向古今法制。他所谓法，不限于法律法令，也泛指国家制度设施等。他认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三代之法一以百姓的需要为根据，各种政令、制度的设立，都从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而后来的君主，一切法律法令与政制设施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延长一姓的祚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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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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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是因为郡县便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汉代封王建藩，是因为藩国可以屏障中央政府。宋朝解藩镇之兵权，是因为藩镇不服从朝廷的命令，尾大不掉之势已日渐形成。这些都是为了便利君主自己的统治，不是为了百姓。黄宗羲比较三代之法和后世之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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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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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区别即在三代之法为公法，后世之法为一己之私法。一己之私法，创法者固为私，变法者亦未始不为私。在私法之下，即使有能治之人，其所治亦在私法的范围内。黄宗羲指出，法之为公为私是最大关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为公之法，法之外另有大空间。在公法下，正确的行为固为法所许，不正确的行为也不招致罪名，为法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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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对古来政制和法律的批判，具有很强的民本色彩，但也有极大的空想成分。其公法私法之辨也是以理想的三代之法为根据。但三代之法究竟如何，后人已莫知其详。而在成文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法律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要素之时，依然以空想的三代之法为致治理想，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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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对学校的性质与功能也有独特的设想。他设想的学校，不像后世通行的学校那样仅仅是教育机构，而是类似上古社会的宣教机关，其职责在以清议影响政治，以教育培养人才，以礼乐化民成俗。黄宗羲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0页）培养、造就知识分子，不是学校的全部任务，学校同时是一种代表民意指向、反映政治状况、营造宽松气氛的场所。学校的职责首先是清议，而清议是自由的。学校可以“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0页）。学校的存在可以造成一种宽松的气氛，形成一种无形的监督，从君主到百官，其政令设施皆考虑学校的意见，皆出于它的无形监督之下。天子不敢自立于超越的权力之地而拒绝学校的监督，百官也惮于清议，不敢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黄宗羲认为，三代以下，学校的清议作用逐渐丧失，历史上除东汉太学生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豪强避其贬议不敢公然为非，北宋太学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等少数事件外，学校以知识分子群体力量影响政治的局面已经丧失。朝廷失去了民间舆论的监督，一切在天子的无限权力笼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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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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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的导向与高压下，学校失去了清议监督政治的职能，变成了仅仅科举考试的养成所。士子趋于利禄之途，学校培养人才的功能也蜕变了。黄宗羲痛斥此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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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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