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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这里的议论是有感于明代末期朝廷与在野知识分子间的残酷斗争而发，有感于宦官擅权，迫害正人，禁伪学、毁书院的行径而发，意在抨击朝廷的高压对于正直知识分子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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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对学校培养人才的职能也提出了新的设想。他提出，郡县的官学，由郡县众议，请名儒主持。郡县学校皆设《五经》师，兵法、历算、医药、射御亦有师。学宫之外，寺观庵堂皆可改为书院小学，寺产归于学校，供给贫穷学生。国家的最高学校太学，推择当世大儒或退位宰相为祭酒。每月初一，天子率宰相、六卿、谏议大夫到太学听讲，天子百官皆就弟子列。政治上有缺失，祭酒可直言无讳。天子之子年十五以上，应到太学学习，使其知民情，习劳苦，以免闭置宫中，所闻所见不出宦官宫妾的范围，养成妄自尊大的习气。郡县每月二次，程序一如太学。在选拔人才上，学校中的学官不隶属于朝廷主管地方教育的提学，其与提学为师友关系。学官负责选地方上的俊秀补太学，太学中的俊秀送礼部考试授官。各级学校中学生的黜陟，由学官主之，提学不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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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同时是化民成俗的机构。在乡饮酒中，合一郡一县的缙绅士子，士人与庶民中年高无过犯者，坐上座，学官和郡县皆以晚辈之礼叩请乞言，以养成尊老之风。乡贤名祠，不以势位为进退。或立或废，一依其功业文章学行。一邑之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与表章，皆学官之事。民间婚丧嫁娶事，皆依朱熹《朱子家礼》。庶民不懂得的，皆可问学官。“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祠，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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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关于学校的设想，虽也是以理想的三代学校为蓝本，但其中实际可行的成分要比他关于君臣法制的议论多得多。他的设想，代表了在野知识分子虽不实际参与国家政治，但通过学校这种融清议、教育、化俗为一体的特别职能来参与社会事务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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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是一个目光敏锐、富于批评精神的思想家，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还涉及财政、赋税、兵制、选用人才、宦官祸国等问题。他的设想虽有较多的空想成分，但总的说，他比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为正确地看到了未来社会的走势。他的书在后来的民主运动中发生了很大影响，这绝非偶然。从这里说，把他作为“新世代的开创者”（冯友兰语）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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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九章 陈确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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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他的思想具有由明代向清代过渡时期的特点，既有重气节、尚修身的一面，又有重实际、注意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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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1604—1677）初名道永，字非玄，入清后改名确，字乾初，浙宁海宁人。幼时由兄长教读，年轻时即以才名闻，但科场不利。崇祯十三年补廪生，一生未出仕。年四十，与同乡祝开美、吴仲木至山阴，从学刘宗周，刘宗周授以《古易》，数月而返。后又二次至山阴谒刘宗周。刘宗周绝食死，受刘宗周之子刘汋之邀，校理刘宗周遗书。曾与张履祥举葬社，主张在丧葬上移风易俗。晚年患拘挛疾，不出户者十五年。主要著作有《大学辨》、《性解》、《葬书》等。其全部著作现编为《陈确集》。另辑有《蕺山先生语录》，今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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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大学》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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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辨》写于1654年，是陈确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书成后，遍示当时著名学者，包括黄宗羲、张履祥、刘汋、恽仲升等。是书对《大学》批评甚为激烈，而当时学者习闻四书旧义，闻者大哗，交章攻之。陈确往复作答，隐衷委曲，剖白良苦。《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唐代韩愈特别提出表彰《大学》之前，历代学者并不把它视为重要性超出《礼记》其他篇的儒家重要经典，更不把它作为孔子的著作。自韩愈表彰《大学》，尤其是二程以《大学》为圣人之书，朱熹把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注；随着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大学》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历代都有学者怀疑《大学》为孔子所著，王阳明就是其中之一。陈确的态度尤为激烈，他不仅反对《大学》为孔子所著，而且认为《大学》旨趣不符合孔子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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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似圣，而其旨实窜于禅，其词游而无根，其趋罔而终困，支离虚诞。此游、夏之徒所不道，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终信为孔曾之书，则诬往圣，误来学，其害有莫可终穷者。（《大学辨》，《陈确集》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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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首先指出，《大学》之大，不合孔子之旨，孔子尝言“下学上达”，由此得一贯之旨。学术没有小大之别，为学不论年龄大小，方法总是一个，不当分大学小学。大学者，成年人之学，而成年人与童子修养功夫是相同的，“古人为学，自少至老，只是一路”，分别大学小学的结果，是年龄小者待长然后学，而道德修养是无所待的，自童子至成人，无须臾停息。故“大学”一词，本身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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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又指出，《大学》的三纲领“非知道者之言”。《大学》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脱胎于《尚书》的《尧典》，《尧典》之意，三事联属，互相包含，而《大学》似截然分为三事。且明明德之“明”易涉虚无，“亲民”之“亲”有亲疏之嫌，而“古之君子，非有所亲疏于民也”。至于“止至善”，则尤大谬。善不应有止，学不应有止。《大学》说知止，意味着知止于此，无复他知，此是禅学所谓“一悟无余事”。知不应有封限，不应有止息：“夫学，何尽之有，善之中又有善焉，至善之中又有至善焉，固非若邦畿丘隅之可以息而止之也。”所以，陈确认为，《大学》之三纲领“皆末学之夸词，伪士之肤说也”（《大学辨》，《陈确集》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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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也反对朱熹《大学补传》中“一旦豁然贯通”之说，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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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于学也，终身焉而已，则其于知也，亦终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聪明知识可以臆而尽之也。……天下之理无穷，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为吾无遗知焉者，则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贯通而释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大学辨》，《陈确集》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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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确看来，善无尽，为善无止期。善不是已成的东西，而是一个过程。从即物穷理说，天下之义理无穷，一人之力必不能穷天下之理，穷理也没有“一旦豁然贯通”之时。可见，陈确这里所谓善，所谓理，都是具体的。理是具体事物之理，而非贯通、体现于天地万物之上的“天理”。天理可贯通而知，物理则各个不同。穷理是量的增加和积累，不是质的飞跃。绝无豁然贯通而后天下理可以不去照管之日。这里陈确是以物理去理解、去反对朱熹所要贯通的“天理”，有很强的实证色彩，与理学家教人从具体物理上体认天理已是大相径庭；对朱熹“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理解也与朱熹原意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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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进而指出，《大学》自“诚意”、“正心”以下，愈加舛谬。“正心”与“诚意”是同语反复，既言正心，不当复言诚意；心与意不能截然分为二。凡言诚者，皆兼内外言，《中庸》言诚身，不言诚意；只言诚意，即是不诚。陈确这里的意思是，“诚”是一个表示主体性质和状态的概念，诚兼指行为，不仅在意念。《中庸》的“诚身”包括这两个方面，比“诚意”更为全面。若单说诚意，就会养成只去正念头而不去实行的书斋里的“诚”，这种诚实际上是不诚。“必躬亲实行方为真诚”。另外，在陈确看来，诚意也即“正心”，是功夫纲领。“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后，正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鲜不殆矣！”（《大学辨》，《陈确集》第555页）诚意即二程所谓“主敬”，王阳明所谓“致良知”，刘宗周所谓“慎独”。《大学》置格物于诚意正心之前，与此宗旨不合。理学诸家解格物致知，多与《大学》之言背驰，这并非道理不可合，而是《大学》不可以以理求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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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又指出：“《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虽曰亲民，曰齐、治、平，若且内外交修者，并是装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学。”（《大学辨》，《陈确集》第557页）这里陈确从儒家重视实践的立场出发，认为凡言知而不言行者，皆是禅学。禅家只讲修心，没有修齐治平实事。中国古圣先贤所注重者在实践，《书》经“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昭明此意。《大学》所重在“致知”、“知止”等内向功夫，正与此相背。陈确甚至认为：“圣学之不明必由于此，故《大学》废则圣道自明，《大学》行则圣道不明，关系儒教甚巨，不敢不争，非好辨也。”（《大学辨》，《陈确集》第557页）《大学》不但不是圣人之书，而且害道。他辨《大学》，正是去蔽去翳，恢复圣学惟实惟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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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还从《大学》大行的过程说明《大学》非儒家原有经典。他指出，《大学》杂引孔子、曾子之言，而除极少数外，都不知何所本。又，自西汉而有两戴《礼记》，至宋一千多年，其间未有人说《大学》是孔子、曾子述作之书。自程朱表彰之后，《大学》才加入四书而厕身儒家经典之列。而自程朱至明末，五百余年间未曾有怀疑此书为伪经者，足见学者“信耳不信心”。他之怀疑大学，就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大学》以旧观。王阳明的致良知强调慎独，是为了救正《大学》，但它为惑日久，积非成是，救无可救，不如黜之，使它去掉圣经贤传的面目而还归《礼记》中之一篇可也。陈确说，他这种大胆的言论和做法必不为世儒所容，但他“信诸心而已，信诸理而已”。他表明他辨《大学》的目的和决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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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欲还《学》《庸》于《戴记》，删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复孔孟。出学人于重围之内，收良心于久锢之余。庶无忝于所生，差有辞于后死云耳。（《大学辨》序，《陈确集》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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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陈确之辨《大学》绝非一时意气，亦非故作翻案文章，而是经过严肃的考虑才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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