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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卦赅天下之变，而可归结为乾坤两卦，乾坤即阴阳，阴阳之摩荡攻取是神的作用。阴阳作用不停，故说神纯一不息。神之几乘阴阳屈伸消长以成变化。所谓圣人，就是能随时处中而与此神化为一的人。而其关键在知几。可以看出，在王夫之这里，天道归结为神，而神作用于具体事物是通过“几”的，神乘几而使自己的潜能和势用得以外化、成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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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个方面，王夫之在注释张载“见几则义明”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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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既至，则不但引我以欲者多端，且可托于义者不一。初心之发，善恶两端而已。于此分析不苟，则义明而不为非义所冒。（《张子正蒙注·神化篇》，《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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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几”即心之初动对于善恶的反应，是义利的最初分界。这个意义的“几”是受了周敦颐“诚无为，几善恶”的影响。从气的角度说，“几”是心这一气化之物的隐微状态的动。王夫之说：“鬼神无形声而必昭著于物，则苟有其实有，不待形而见，不待声而闻。一念之善恶动于不及觉之地，若或使之发露。盖气机之流行，有则必著之也。”（《张子正蒙注·神化篇》，《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84页）“几”即心对于事物善恶的最初反应，即“一念之善恶动于不及觉之地”。王夫之认为把握善恶之“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时念极微弱，尚未养成确定的意念，若不察其善恶而听其随气流行，则养成坚固之势而不易克治。王夫之说：“已形则耳目之聪明可以知其得失，不待神也，然而知之已晚，时过而失其中，物变起而悔吝生矣。”（《张子正蒙注·神化篇》，《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94页）应该在事物未形之时，辨其善恶，这就是“知几”。把握微弱之善而因势利导就是“精义入神”。王夫之特别重视《正蒙》中的《神化》篇，把它看做张载全部学说的指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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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之言，神化尽矣，要归于一。而奉义为大正之经以贯乎事物，则又至严而至简。盖义之所自立，即健顺动止，阴阳必然之则。正其义则协乎神之理，凝神专气以守吾心之义，动存静养一于此，则存神以顺化，皆有实之可守，而知几合神，化无不顺，此《正蒙》要归之旨，所以与往圣合辙，而非贤知之过也。（《张子正蒙注·神化篇》，《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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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提醒人们，如果仅仅注意神化的神妙莫测、机变百出这一点是不够的，神化必与守义相表里。神化的内容应是所守之义：“义之所自立，即健顺动止，阴阳必然之则。”所以他对于“知几”既强调知事几，又强调知善恶之几，认为这是孟子以来的儒家传统，偏离此将陷于异端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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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变与常 变与常是刻画事物偶然变化与一般法则的关系的范畴。王夫之对变与常这一对范畴有深刻见解，并且提出了“大常”与“贞”两个独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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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变与常起源于对事物的象与数的观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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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者，气之始，居乎未有务之先；数者，时之会，居乎方有务之际。其未有务则居也，其方有务则动也。居因其常，象，至常者也；动因乎变，数，至变者也。（《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二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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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即具体事物呈现的形貌，数指事物的规律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务指事物的运动、作用。象是事物保持自身的外在规定性，它呈现于事物发生显著变化之前，而数是具体时空条件下各种因缘整合的结果，呈现于事物方动未动之际。事物在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动前保持着稳定性，在事物的稳定性中呈现一般法则，一般规律。事物的显著变动则引起一般规律在特殊时空条件中的变化。王夫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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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常其所常，变其所变，则位安矣。常以治变，变以贞常，则功起矣。象至常而无穷，数极变而有定。无穷故变可治，有定故常可贞。（《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二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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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其所常，即在事物相对稳定时保持其稳定性。变其所变，即在事物变化时，随其变化而变化。其常其变，皆因事物而措置，随物俯仰，不特意有所造作，故可处于安居之位。但这只是消极的适应，积极的处置应该是掌握常与变的法则以发动功用。这就要求把握一般规律而驾驭变化，通过变化对一般规律进行灵活运用，而在这种运用中时时保持一般规律的稳定性。事物在稳定阶段的形貌是大致一定的，但它有无数可能的改变。事物的规律虽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但它又是稳定的，有变中之常。懂得了这一点，就可以执一御万，万中觅一。以上道理的反面就是执象以常而不知变，执数以变而不知定。这两种偏向都是拘执于一曲引起的。知其常，同时知常中之变；知其变，同时知变中之定，这样才算掌握了事物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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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与常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王夫之不是等量齐观，而是有轻重主次之分。王夫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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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亦变矣。变而非能改其常，则必有以为之主。无主则不足与始，无主则不足与继，岂惟家之有宗庙，国之有社稷哉？离乎阴阳未交之始以为主，别迷乎杳冥恍惚之影，物外之散士不足与君中国也。乘乎阴阳微动之际以择主，巧迓之轻重、静躁之机，小宗之支子，不足以承祧也。故天下亦变矣，所以变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无有非变。（《周易外传·震》，《船山全书》第一册，第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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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天下事物皆变，但变中有常，变不能改其常。常与变二者中必有其一为之主。有主有次、有轻有重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何者为主？必以事物的常态即它最一般的性质和规律为主，而它变动中的临时状态，是不能为主的，遑论杳冥恍惚、虚幻不实的东西。事物皆变，但它变的根据必在其常态之中。事物的产生、发展、延续、递嬗等是变，但也是常，是常中之变。王夫之这一思想，重在以常观变，以一御万，他是在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观照下考察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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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在常与变中更重视常，由此在守正与权变中更重视守正。但他的常是变中之常，他对变与常的理解是“变者其时，常者其德”（《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七章）。德指性质与规律，时指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他主张“于常治变，于变有常”，这是他处忧患的根本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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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常变，数有吉凶，因常而常，因变而变，宅忧患者每以因时为道，曰“此易之与时盈虚而行权”者也。夫因常而常，气盈而放逸；因变而变，情虚而诡随；则常必召变，而变无以复常。今夫月之有盈虚也，明之时为生死，而魄自贞其常度也。……故圣人于常治变，于变有常，夫乃与时偕行，以待忧患。（《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七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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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事物处在不停的变动中，人在接触事物中会遭逢吉凶。对常变吉凶有忧患意识的人，往往过多地着眼于具体时空的变化，以求与时俯仰，因时变以行其权变。他们往往陷入“因常而常，因变而变”的偏弊，执滞不通。只知常而不知变，则容易一往直前，过于盈满，不知一波三折，云回流溯。只知变而不知常，则容易与时为随，陷入变诈机谋，无规矩准绳做中坚，往往为利所诱。事物的法则是“常必召变，变无以复常”。如月之圆缺为变，而月必有圆缺，圆缺之度有一定之数，这就是常。用对于常的认识和把握以观变，则可以与时偕行而不改其常，坐待忧患而以常为治。王夫之把常与变的道理运用于《周易》与《礼》的对比，认为：“易兼常变，礼惟贞常。易道大而无惭，礼数约而守正。故易极变而礼惟居常。”（《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七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057页）易兼常和变，礼侧重于常。故须学礼以守正，学易以明常变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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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以上常与变的道理，就是达到了“大常”。大常是王夫之一个重要概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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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亟变而道皆常，变而不失其常，而后大常贞，终古以协于一。（《周易外传·杂卦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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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常就是奉常以处变，就是变而不失其常，这是万古不变的准则。能够遵守这个准则，才能对于性与道、万与一、动与静、取与予、仇与解、纯与杂等互相对待的关系有正确的理解和运用。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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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变而输于所委，大变而反于所冲。性丽时以行道，时因保道以成性。皆备其备，以各实其实。（《周易外传·杂卦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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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常中，小的变化因矛盾微小，为它的母体所涵取。大的变化因矛盾剧烈而对聚积成它的冲力形成反作用，事物皆在时空中存在，事物的本质在不同的时空中显现为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具体时空对事物的不同显示恰是展现了它的根本性质。事物是万中有一，一中有万，常中有变，变中寓常，纯杂咸备，共成於穆不已之天道。这就是宇宙的真实图景。这就是王夫之的大常。也就是“诚”，它超出了具体的动静、常变、一多。“大常”对于王夫之是一种宇宙图景，一种心灵洞识，也是一种修养境界。惟有此洞察才有此图景，有此境界；惟有此境界才得此洞识，见此图景，一謦咳而三事毕矣。王夫之的常变观，表明他对于事物的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有深彻的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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