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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没有像陈子昂一样和稀泥,而是将问题条分缕析后分开来看,否定前一种可能,肯定后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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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是诗人,柳宗元却是思想家。显而易见,后者考虑问题更深入,更符合儒家的“原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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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令很多人以为儒学其实就是讲讲做人,讲讲伦理。其实不然,儒学的核心在政治,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不在《论语》而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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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三传”之一的《公羊传》记载:“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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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在古文中表示上级杀下级,有道杀无道,正义杀邪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父亲被冤杀,儿子可以报仇;父亲有罪该死,儿子报仇就会引起接连不断的仇杀,这样报仇就不合道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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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没,柳宗元的观点那是相当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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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肯定血亲复仇,肯定先礼后法,礼比法大,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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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从董仲舒遍览儒家典籍,写出《春秋决狱》后,后世的官员都以此为准,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都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而后定罪。一言以蔽之:原心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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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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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父乙与丙相斗,丙以刀刺乙,甲以杖击丙救父而误杀其父,或曰弑父当枭首,并不因误伤而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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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官怎么判的呢?他拿出法官案头必备书《春秋决狱》,扶了扶眼镜,琢磨了半晌,道:“甲杀了乙,从表面上看,甲已经构成了弑父罪,而弑父是应该枭首的。但让我们一起来‘原甲弑父之心’就会发现,甲意在救父,误杀其父乃无心之过,行为与心理发生偏差而已。请大家翻到《春秋》第XX页,上面说,父子至亲,父病子进药,父吃药后死。吃药治病乃是人之常情,子进药而父卒是子所不愿看到的,君子原其心而赦其子。由此论断,甲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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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遵循“原心推罪”来判案,其实是很人性化,很以人为本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法理和人情发生冲突时,会出现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的“药家鑫案”—这是有着悠久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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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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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论心还是论迹上来,原儒毫无疑问是论心的,可到了宋朝,时也,势也,宋儒一面为了抵制佛学虚无思想的侵蚀,一面为了标新立异,开始倾向于论迹,向外界向书本去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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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理解万岁的想法,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人宋儒也不容易,皓首穷经搞研究,没名没利的,看着那个因为会写几首流行歌曲而大红大紫的柳永,那叫一个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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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何用?那时又没“百家讲坛”,不然上去为“康乾盛世”歌功颂德一番也能被封个国学大师不是?于是宋儒们开始著书立说,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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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看他们书长大的小朋友会多一些理性思维,却离“原儒”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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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不变的是,古往今来所有这些人,包括宋儒,都在穷极思索,考虑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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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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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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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无形无相,无大无小,却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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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与天道(天理)的关系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但他自己也没解释清楚,所以子贡才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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