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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没有像陈子昂一样和稀泥，而是将问题条分缕析后分开来看，否定前一种可能，肯定后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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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是诗人，柳宗元却是思想家。显而易见，后者考虑问题更深入，更符合儒家的“原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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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令很多人以为儒学其实就是讲讲做人，讲讲伦理。其实不然，儒学的核心在政治，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不在《论语》而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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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三传”之一的《公羊传》记载：“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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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在古文中表示上级杀下级，有道杀无道，正义杀邪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父亲被冤杀，儿子可以报仇；父亲有罪该死，儿子报仇就会引起接连不断的仇杀，这样报仇就不合道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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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没，柳宗元的观点那是相当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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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肯定血亲复仇，肯定先礼后法，礼比法大，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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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从董仲舒遍览儒家典籍，写出《春秋决狱》后，后世的官员都以此为准，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都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而后定罪。一言以蔽之：原心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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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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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父乙与丙相斗，丙以刀刺乙，甲以杖击丙救父而误杀其父，或曰弑父当枭首，并不因误伤而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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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官怎么判的呢？他拿出法官案头必备书《春秋决狱》，扶了扶眼镜，琢磨了半晌，道：“甲杀了乙，从表面上看，甲已经构成了弑父罪，而弑父是应该枭首的。但让我们一起来‘原甲弑父之心’就会发现，甲意在救父，误杀其父乃无心之过，行为与心理发生偏差而已。请大家翻到《春秋》第XX页，上面说，父子至亲，父病子进药，父吃药后死。吃药治病乃是人之常情，子进药而父卒是子所不愿看到的，君子原其心而赦其子。由此论断，甲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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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遵循“原心推罪”来判案，其实是很人性化，很以人为本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法理和人情发生冲突时，会出现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的“药家鑫案”—这是有着悠久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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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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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论心还是论迹上来，原儒毫无疑问是论心的，可到了宋朝，时也，势也，宋儒一面为了抵制佛学虚无思想的侵蚀，一面为了标新立异，开始倾向于论迹，向外界向书本去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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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理解万岁的想法，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人宋儒也不容易，皓首穷经搞研究，没名没利的，看着那个因为会写几首流行歌曲而大红大紫的柳永，那叫一个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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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何用？那时又没“百家讲坛”，不然上去为“康乾盛世”歌功颂德一番也能被封个国学大师不是？于是宋儒们开始著书立说，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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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看他们书长大的小朋友会多一些理性思维，却离“原儒”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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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不变的是，古往今来所有这些人，包括宋儒，都在穷极思索，考虑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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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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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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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无形无相，无大无小，却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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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与天道（天理）的关系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但他自己也没解释清楚，所以子贡才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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