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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有三派，韩非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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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派者，慎到之“势”，申不害之“术”，商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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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各有偏重，韩非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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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者，权势也。这是君主之为君主的根本，失势如汉献帝则名为君主实为傀儡。因此，慎到曰：“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而能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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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者，权术也。就是政治谋略，关于这方面韩文中有各种活生生的例子，害人的，防身的，一应俱全，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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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条令也。和今天的“法律”差别很大，是指一切由政府颁布的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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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势欺人、阴谋诡计、严刑峻法，有了这三者，再加上“二柄”（赏与罚），君主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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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是基础，术与法是统治的手段。术要藏之于胸以便“潜御众臣”，法则要公之于众无论贵贱贤愚都能明白通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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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重法，认为法既立，则为国人言行之最高标准。君主以下，皆须遵守，君主以外，无权更改。如此，虽后世有中庸之主，奉法而行，亦足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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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法就是明确奖惩的律令，什么该奖，什么当罚，严格执行，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驱动其自私自利的特性来为君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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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由此整个国家成为一台高速运转的、君主的个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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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仁爱兼爱是儒家同墨家的区别，有为无为是儒家同道家的区别，德治法治就是儒家同法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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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看来，孔子和墨子的争论毫无意义，仁爱兼爱都是爱，是爱就靠不住，不然怎么会“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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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仅不管用，还会伤害到君主和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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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举例说，楚国有个人，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官员是个迂腐的儒生，判此人死刑，罪名是“不孝”。又比如鲁国有个人，每次打仗都败下阵来，从来不拼死作战。孔子问他为什么，他眼角闪烁着泪光，大义凛然道：“家里还有老父无人赡养，是以不敢死。”孔子被感动了，就推荐他做了官，理由是“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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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这简直就是扯淡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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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理解，孔子的时代是礼崩乐坏，韩非的时代则是天崩地裂。天都崩了地都裂了，以往的家国关系、父子亲情能剩下多少真不好说。正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新时代新课题，需要一种立足于当下放眼于未来的新思想，韩非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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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口吃的韩国公子写起文章来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笔下，尧是糊涂虫，舜是伪君子，商汤和周武则是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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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明明是臣，尧却把他当作君，不是糊涂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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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明明是君，舜却把他当做臣，不是伪君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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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跟我说禅让，它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常理，只是腐儒们的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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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商汤和周武更是分别灭了夏桀和殷纣，为人臣而弑其主，还“自以为义”，不是乱臣贼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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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仁义是绝、对、靠、不、住、的，只能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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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开始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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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魏惠王问一个名叫卜皮的人：“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卜皮回答说：“臣听说大王是一个慈惠的人。”魏惠王很happy，问：“慈惠到什么地步？”卜皮说：“到了快亡国的地步。”魏惠王大惊：“Why？”卜皮不紧不慢道：“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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