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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汉末，天下大乱。陈寅恪将魏晋之交的政治斗争简化为“以信仰儒家的豪族司马氏（司马懿）与非儒家的寒族曹氏（曹操）之间的斗争”实是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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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刘表、司马懿，这些曹操的敌人祖上都是汉朝的将军或令尹，只有曹操出身阉宦，这一点被陈琳抓住，在帮袁绍写的檄文中狠狠地嘲讽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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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因如此，曹操才能打破常规，唯才是举，重实效而轻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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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以降，华夏大地山岳崩溃，兵连祸结，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思想界的控制，儒教和经学逐渐衰落，玄学与清谈日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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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竹林七贤“越名教（礼教）而任自然”，经常搞一些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还可以理解，那作为建安七子之一、孔子后人的孔融竟然说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这样的话来，则不能不说：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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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方的弓马和南朝的金粉交相辉映成一幅吊诡的华丽血时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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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艳丽的图谱定格于“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陈叔宝用一场闹剧结束了陈朝的帝祚，隋朝用短暂的先声开启了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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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统治者兼容并包，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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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儒学已经日薄西山，汉代“全民皆儒”的盛况已似昨日黄花，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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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宠儿是道教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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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扎根于民间，追求长生，肯定享乐，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其影响力岂容忽视？汉末之张角，东晋之孙恩，都是打着道教的旗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乃有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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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作为外来文化被本土化为禅宗后更是遍地生花。慈悲为怀、善恶报应，这些普世价值、终极关怀恰到好处地击中了中国人的软肋，为劳苦大众构筑了一道转世轮回的心灵归宿。并且，禅宗不要求你念经拜佛，而是主张“凡夫即佛”、“顿悟成佛”，顺应了国人实用理性的标准，不离日常生活的实际，门槛低自然信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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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者众的直接后果就是儒生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很好理解，跟现在一些人不爽韩剧和脑残粉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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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宋儒赶上了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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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站出来斥佛的是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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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韩愈毕竟是文学家而非哲学家，写篇《论佛骨表》打打笔战，从形式上反佛还可以，真想触及问题的核心尚须待宋朝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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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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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韩愈）浅，宋儒精而昌黎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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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崇文抑武，赵匡胤曾在太庙立下祖训，明令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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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宋一朝，文人是很滋润的，武将是很悲哀的。滋润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程颐同学曾放言要与皇帝“同治天下”，这在别的朝代是不敢想象的。虽说清朝也有个“同治”，但同治的主体是两宫太后，不是皇帝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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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么滋润的土壤，宋儒们开始萌发改造世界的冲动。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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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人的第一志愿是“得君行道”，亲自参加“平治天下”的事业。第一志愿实现不了，才退而求其次，“成就人才，著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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