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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认为儒教是宗教，我深以为然。对于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叫嚣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我很愤怒—把董仲舒置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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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第一任神学院院长，董仲舒融合了儒、墨、道、法、阴阳家的思想，构建了一套宏大到让你瞠目结舌的世界观。人世间的一切，上到皇帝驾崩，下到你女朋友微妙的情绪变化都可以纳入到他描绘的宇宙图式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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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系统叫“天人感应”，就是用自然现象来牵强附会人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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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是跟《周易》学的。问题是《周易》远比它深得人心，而且，《周易》可以叫“天人合一”而它只能叫“天人感应”，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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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者，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人具有积极乐观的主动性。而感应则只体现了董院长用泛神秘主义的方式将人与自然现象强词夺理地联系在一起（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其试图将人改造为对天意无条件地服从，对等级秩序机械顺应的目的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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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天是A天（人格上帝）+b天（自然运行），后者之所以小写，是因为它不占主要因素，只是用来呈现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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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董院长那里就是主宰人类命运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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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院长复兴了春秋以来失宠已久的天命论，为其“君权神授”的理论做好了准备。而他的人性论又是从荀子那里改头换面得来的。荀子认为人要想弃恶从善就得学礼，董院长认为学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向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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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天子不学无术乱搞一气呢？没关系，有天在嘛！天子干得好，天就会降祥瑞。干得不好，就会降天灾。所以，虽然董院长构筑了一套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尊君卑民，但还是给屁民留了一个巨大的念想—天不变道亦不变，有冤情，找老天。这个自欺欺人的念想直接造就了中国人“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心理：即使对地方官恨得牙痒痒，也相信皇宫里住着的都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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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保障，董院长又开始摇唇鼓舌，说服大家接受他的三纲五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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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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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护这三纲呢？靠五常：仁义礼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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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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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虽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其目的是为了“正名”，而不是叫你无条件地去以谁为纲，孟子更是直言民贵君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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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董院长，则是君贵民轻，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为君主谋，这是法家不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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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董院长吸收了很多法家思想，仁义礼智信作为维稳工具只是第一套方案，实在不行了还有刑。汉武以后的政治归根结底八个字：阳儒阴法，阳德阴刑。始作俑者就是董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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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不辞辛劳，将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改造一番，为汉继秦统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再从墨子的《明鬼》中翻出一些灵异事件为自己的“天人感应”说增添神秘光环。种种猥琐，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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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让人觉得还像是句人话的就是“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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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好听，但可惜从此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观念深入人心。要知道先秦诸子并不回避谈利，墨子言利他，韩非讲利己，原儒亦只反对不当得利。而董院长提倡的义利观直接造成了中国商品经济长期落后的恶果（《史记》之后，再无《货殖列传》），以至于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中国没有在近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直接原因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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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董院长干的事应该叫“融汇百家，独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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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他的聪明之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郡县制的时代还是法家最有效。但中国社会不变的底色终究是人情，是氏族血亲传统，这也是为什么他用来断案的《春秋繁露》要“原心推罪”，其实质无非是：法不外乎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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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选择了思想，而不是思想改造了政治。历史之所以青睐董仲舒，是因为经他改造的儒家思想最适合郡县制时代中国的统治需要。他像502胶一样强力黏合的天人图式虽然蹩脚而山寨，但每个中国人都在这幅巨大的拼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及彼此的联系，获得了安全感，最差也是“做稳了奴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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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专制帝国所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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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之后，儒生们陷入到对一经三传（《春秋》、《公羊传》、《崚梁传》、《左传》）的对比研究之中，戴着放大镜一天24小时对着这四本书望眼欲穿，企图从字里行间探索出圣人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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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寻章摘句相当无聊。由于一本经书三家作传（《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官方史书删改而成，三传是对它的注释），有时关于一个断句的研究就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比如“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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