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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献王朱祐杬是宪宗朱见深的第四个儿子，孝宗朱祐樘的亲弟弟，封地在湖北。杨廷和总摄朝纲，派阁臣梁储去湖北奉迎朱厚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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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杨廷和废除了武宗朝的种种弊政，罢免冗官。边兵归卫。限制土地兼并，减免百姓税负，一时中外咸倚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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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杨廷和此举客观上利国利民，却也借机打压了政敌，将六部尚书都换成了自己人。王琼从此失势，阳明在高层失去了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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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杨廷和算盘打得如此之精，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低估了朱厚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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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一行顺利抵京，尽管事事低调，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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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礼部员外郎杨应魁按杨廷和的意思安排朱厚熜由东安门入城，朱厚熜当即拒绝，理由很简单：东安门是皇太子出入的门，我是即位的新君，当走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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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礼部给人安排的年号是“绍治”，意思是“继承弘治”，也就是孝宗朱祐樘。绍你妹啊，朱厚熜拿出《尚书》，翻到一页，指着上面“嘉靖殷邦”四个字说就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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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小孩好糊弄，人是有备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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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可一日无君，朱厚熜固执己见、驻足不前，内阁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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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下来礼部“继统须继嗣”的规定直接拉开了震动朝野波及天下涤荡了那个年代所有人思想观念的“大议礼”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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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朱厚熜的立场，继统须继嗣的条件确实苛刻—合着这皇帝不是白当的，得六亲不认，给别人当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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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寻常百姓家也难以接受，何况兴献王只有朱厚熜这一个儿子，为了当皇帝不认亲爹，放在那个《孝经》还是长销书的年代会遭天下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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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尚书毛澄也知道这太强人所难，跑到内阁向杨廷和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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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告诉他可以举西汉定陶王、北宋濮王的例子，这俩人都是继统又继嗣。实在不行就搬出程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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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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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形态领域，程颐虽说比朱熹弱点，却也相当于社会主义国家恩格斯的地位。因此，以杨廷和为代表的高层主要用程朱理学做理论依据，要求朱厚熜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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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当然不干，反问道：“父母可移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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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又能怎样？偌大一个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外面杨廷和说了算，里面张太后说了算，一干宫女太监还不知道是谁的眼线，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宫闱血案的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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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朱厚熜不得不向文官集团求情，希望他们能让步。甚至派宦官私下找到毛澄，苦苦哀求，重金行贿，搞得老头左右为难，回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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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一去，两不相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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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清楚，问题的关键还在杨廷和，因此频繁地请他老人家过来喝茶套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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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茶照喝、嗑照唠。不继嗣？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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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的眼光看，为两个死了的人争皇考皇叔考实在无聊，杨廷和又不是迂阔不化的腐儒，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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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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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了嗣张太后就是朱厚熜的妈。其太后的位子保住了外戚集团才不至于树倒猢狲散，也只有这样皇权和戚党才能彼此制约，内阁才能放开手脚干事，朱厚熜才能避免成为朱厚照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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