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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对二人的判断非常准确。黄绾作为王门斗士不爽杨廷和久矣,方献夫你研究了那么久哲学也该用实践检验检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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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找到这俩人,虚心请教,反复研讨,写下了那篇一石击起三层浪的《大礼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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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在疏中详细分析了杨廷和的论据,认为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汉成帝、宋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跟眼下武宗无嗣而迎立朱厚熜不可同日而语,又着重强调了子不臣母和若继嗣兴献王一支将绝嗣的现实,力使览者动容,无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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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的奏疏让问题明朗起来,由此可以给“大议礼”定性了:一场以政治斗争为核心,以理学心学为武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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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张璁之所以心慕王学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晋升工具,其奏疏中言之凿凿、谈来谈去的四个字“礼本人情”也是阳明心学的重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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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朱,礼是圣人依据天理构筑的外在规范;在阳明,心即天理,礼缘人情。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礼才得以行万世而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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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是孔子,在论证“仁”时也以人皆有孝悌之情做理论依据,不能不说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这次正面交锋,天理与人情的短兵相接,最高规格的真人PK,杨廷和一方从一开始便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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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桂萼发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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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的他山之石借得如此巧妙,以至于孤立无援的朱厚熜在看完《大礼疏》后喜极而泣道:“此论一出,我父子之情得以保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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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喜出望外就有人忧从中来,杨廷和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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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人的评价中不难看出,张璁这道奏疏确属不刊之论。比如当时赋闲在家的杨一清给老朋友乔宇写信说:“张璁此论,圣人不易,恐终当从之。”南京吏部尚书石宝也暗中告诉张璁:“慎之,大礼说终当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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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撕开了口子,想压下去就不容易了。那些在杨廷和改革中失势的官员纷纷跳了出来,声援张璁,而王门一期的席书,王门二期的黄绾、方献夫、黄宗明等人也坚定地站在张璁一边,为他提供理论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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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朱厚熜以退位要挟,杨廷和扛不住了,提出一项折中的方案:嗣还得继,但准许朱厚熜追认其父为“兴献帝”。不过,这个“帝”是带括弧的,必须注明是“本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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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用喊过世的亲爹为“皇叔考”了,但朱厚熜“只继统不继嗣”的目标依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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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不依不饶,继续上疏,说议礼定制本是天子的权力,皇上应当揭父子之大伦,明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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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怒了:一个礼部的实习生,还蹬鼻子上脸了不成?!当即命吏部将张璁赶到南京去任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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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根本不在乎,引爆了重磅炸弹他已经成功了一半。事实证明,南京才是他真正崛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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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黄绾是南京都察院御史,席书是南京兵部侍郎,方献夫也已出山,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张璁和他三人天天聚在一起,谈论议礼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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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杨廷和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心力交悴的他暗中给张璁去了封信软言相告:以你之才不应在南京任职,静处以待,不要再用“大礼说”为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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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果然安静了一段时间,另一个人却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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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刑部主事桂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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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已经够闲的了,还是个主事,怎能不让这个正德六年的进士,已经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十年的老男人深感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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