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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全人类第一次出现人神关系里关键性的改变——人的理性和政治实践使天秤倾向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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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历史透视：周公把上古中国思想引进了人本理性的新天地；后继者终于替他脱去宗教的外衣。历史的公道正在不断筛去糟粕，保留弘扬精华。更须一提的是：周人是在周公领导艰苦斗争中才培养出勤朴武健、果毅敢为、居安思危、慎始慎终等后代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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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至孔子五百年间文献有阙，但人本（较小范围是“民本”）理性思想的发展可由当时智者之言窥测梗概。为便于参考，早于周公的名言也按时代先后并加号码征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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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案：周公、成王等所谓之“古人”至晚亦应系商代哲人。《史记·殷本纪》：“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可见历史上极少有百分之百的神权国家，商国祚能维持五百年之久，立国必有其“民本”理性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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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佚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据《书序》，应系武王伐纣誓师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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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语·郑语》：“《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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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传·僖公五年》引《尚书·周书》佚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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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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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左传·桓公六年》（前706）：“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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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传》（前662）：“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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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传·僖公十九年传》（前641）：“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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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左传·昭公十八年传》（前524）：“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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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诸语皆出自政治领袖或高级知识分子。最足以反映当时这种人本理性思想已深入民间的，莫如《左传》所记成公五年（前586）晋国一个押送载重大车的“重人”的言论和见解。此年晋国发生梁山崩的“灾异”，国君召大夫伯宗回京都绛城商讨处理办法。伯宗所乘的传车与一载重大车狭路相逢，交谈如何让路时发现重人是绛人，伯宗故装不知，问他京城有何大事。重人说：“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伯宗问他应如何处理，重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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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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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说山崩是由于岩土松“朽”，是自然现象，人又有何办法？原辞中“不举”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从简之意，“降服”就是不穿邦君平常的华丽衣服，“乘缦”就是所乘的马车上去掉装饰品，“彻乐”是不奏音乐，“出次”是离开宫室暂去郊野小住，“祝币”是由专管通神司祭仪的祝去陈列献神的礼物，“史辞”是由史官撰拟朗诵祭神文辞。在遵守当时礼制与无法确知人神之间是否真有交互感应的前提下，国君所应做而又能做的也只有表示自省的诚心和对神的敬意而已。孔子诞生前三十五年，平民中居然能产生连子产和孔子都无法超过的理性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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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照例以孔子为起点，本节的讨论却以孔子为终点。孔子的哲学体系是中外治中国思想史者所熟知的。本节收尾部分只扼要讨论孔子的宗教观、道德观、社会观中甚有意义而又似未曾受到普遍注意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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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孔子的宗教观。第一应指出的是孔子对天与天命的看法。《论语》中天凡十七见，内中有几次是出于他弟子的谈话；但帝字却仅出现三次，而且都在全书之末《尧曰》篇所征引的成汤的古话。这似乎反映自西周开国至孔子的半个千纪间，天、帝混一近祖文王式“具体”的至上神已演变成代表抽象至高的道德裁判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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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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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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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将丧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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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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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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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影响最大、最能引起西方人文主义者赞扬的是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与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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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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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迟问知（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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