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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31 天之将丧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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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33 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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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35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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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37 对中国影响最大、最能引起西方人文主义者赞扬的是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与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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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39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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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41 樊迟问知(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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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43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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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45 大多数中外学人都认为以上保留在《论语》里的话代表孔子高度的理性、智慧和他“不可知论”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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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47 笔者认为当代多数学人的意见颇值得商榷。主要是因为他们事先并未把孔子及其他智者(如子产等人)所受西周开国以来礼制的影响及其全部宗教观加以深广的探索,并且在解释《论语》中极为简略的原辞时,不知不觉地就把近代的观念注射进去。最懂“祭神如神在”的真义的是《礼记·祭义》。此篇开头就说祭祀先人之前斋沐期间即须“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这样致斋三日之后,才能把受祭亲人生前的容貌衣着、言行举止活现在心里。祭的时候,更须尽量使自己进入恍惚的境界“以与神明交”,这样才能在庙室中仿佛能看见亲人“入室”的模样,祭终“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样从几天前就开始逐渐把自己“催眠”到祭祀时候的半迷惑的状态,才配称为孔子所说的“与祭”的情感状态和心灵境界。孔子如果不能把自己引进到这种意境,就不如根本不参与祭祀,这才是“吾不与祭,如不祭”的真义。“与祭”与宗教心灵境界实在是非常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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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49 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和“未知生,焉知死”这类话虽然代表了他高度理性的一面,但其真正意涵远较近代多数学人所诠释的要复杂得多。如《论语·述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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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51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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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53 可见师生都不以祷告为迷信。知道子路已经按照礼俗为他曾向“上下神祇”祈祷之后,孔子马上就坦白自招已经自行祷告好久了。当然,孔子曾经按照礼俗做过祈祷绝不能过于简单地被释为迷信鬼神者,但他显然也不是《天演论》作者赫胥黎(Thomas H. Huxley,1825—1895)首创自称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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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55 此外,孔子也不是如弟子们所说完全不谈“怪、力、乱、神”中之“怪”与“神”的。由于华夏宗教从很早就有神之人化与人之神化的双向发展,所以内容复杂的周王室与列国的祀典一向杂糅神话、传说、史实于一炉。这些都是博闻强记如孔子者必备的知识的一部分,也是各国当政者不时要向孔子请教的历史掌故。孔子既以尽力恢复周初礼制为一生最大使命,祀典既是礼制的主要部分,所以孔子有正面忆述回答有关祀典掌故的义务,而并无辨析掌故的理性和历史真实性的意愿和责任。祀典内外的种种掌故当然含有不少非理性怪异的成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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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57 孔子一生言行都说明他对周代(特别是周初)文化、制度、以祖先崇拜为重心的宗教都有极大的敬意。他对生死鬼神的几句所谓的“怀疑主义”的名言,是出自他绝对诚实的认识论(详下文),并不足以证明他对宗教本身的怀疑。相反地,他对宗教的社会教育功能有深刻的了解。《孔子家语·观思第八》保存了以下的故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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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59 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者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子贡之名)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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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61 死者有知无知是认识论中无法回答的问题,但为社群、国家的安定着想,祭祀祖先以延孝道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因为这是社会人伦教育的起点[49]。所以在《孝经》开首,孔子就对曾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孔子死后2,080年在北京开始定居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所洞悉的祭祀祖先的真正用意——不是相信祖先之灵真需要食享,而是为了后嗣的基本人伦教育——与孔子初衷正相符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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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63 正确了解孔子的宗教观就势必涉及孔子的认识论。《论语·季氏》言及知识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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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65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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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67 初看之下,“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在认识论上是一种矛盾,而且《论语》中对前者毫无例证。根据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最近极富原创性的《说“格物”》[51],远自传说时代很多部族都相信他们始祖是上帝派到人间“生而知之”的圣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其曾孙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帝舜生而精于制“陶”和“什器”。《史记·周本纪》中言及周族始祖后稷自幼即知稼穑。其他先秦典籍又述及只有像黄帝和禹这类圣王才能为万物命名,并能以德致物。如舜“致异物,凤皇来翔”。由于“生而知之者”既能知物、名物、致物,而致和“格”古义相通,所以最后构成《大学》中最重要的语句之一“致知在格物”,以格字代致,完全是由于修词方面需要避免在一句中重复两个致字。所以20世纪三代新儒家认为程朱等理学家“格物致知”含有科学精神的说法,是与“格物致知”最初的意义恰恰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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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69 孔子接受“生而知之”的说法与他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尊敬是一致的,并不代表他自己的认识论的重心。孔子认识论的精华正在“学而知之”这方面。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自己回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终身学习不断。同篇中更说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和反思的同等重要。在《论语·述而》又指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自己承认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不断从尽可能广博的闻见之中评价和吸取知识者,而且绝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不真懂却凭空造作之人。所以孔子认识论的中心就是《论语·为政》篇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这句名言。此中真义,《荀子·儒效》略有阐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换言之,其中永恒的价值就在内不自欺、外不欺人这种绝对诚实。同样可贵的是在绝对诚实的原则下,只有禁得起事物、理性检核征验的才能被认为是知识。这正解释了何以孔子对祭祀的心理、政治、社会、教育的功能虽具深刻的了解,但仍是对弟子们做出“未知生,焉知死”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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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71 处理了孔子的宗教观及认识论之后,他其余的主要贡献就可极简括地说明了。如果说周公把古代中国哲人的思维引进了人本理性的新天地,并且已经对“德”的意义做了较深刻的阐发,那么孔子就是全部人伦关系价值及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把人群所有的社会及政治关系“一以贯之”的就是一个“仁”字。孔子“仁”说绝不是自始即系统化的,而是逐渐积累不断阐发而成的。早在1930年代初,冯友兰先师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四章中即讲得很清楚,“仁”几乎包括所有的“道德”,如礼、义、忠、恕、恭、宽、信、敏、惠、直、孝、勇等,是一切内在道德动力的总汇。三十年后冯先生把孔子的“仁”视为孔子的“精神世界”[52]。重要性仅次于“仁”的“礼”,则居于从属地位。但笔者觉得“仁”和“礼”这对整体与部分的哲学范畴应该加以深索。“仁”作为一个整体是至高至大;“礼”仅仅是“仁”的一个部分。但最堪注意的是就二者关系而论,部分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整体,有时还高于整体。如《论语·颜渊》篇,颜渊问如何实践“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的具体细目时,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既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礼”作为“仁”的一个部分,竟能控制、界定“仁”这个整体实践的范围。这是由于“礼”的最原始意义是祭祀的仪节,宗教仪节照例是具有顽强保守性的。但“礼”是多维度的,自始即具有维系稳定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功能。随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多方邦国,夏、商、周三代王国的演进,这些由小而大的政治单位不得不越来越缜密地发展政治组织、社会阶级等分,物资分配制度、习惯法、行为规范、雏形成文法,以及早期零散、后期逐渐系统美化的礼论,以为意识形态的重心。孔子建立“仁”说时,广义的“礼”已经存在、发展、演变了好几千年了。由于孔子的经验世界无法超越广义的“礼”,所以“仁”的施行对象处处必须受“礼”的限界。这正说明何以作为“仁”这整体的一部分的“礼”,竟不时居于主宰的地位[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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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73 除了构成以“仁”与“礼”为重心的道德哲学体系以外,孔子还是国史上第一位人文大师,以类似小组研究班(seminar)的方式来讨论知识、修养、政治、伦理等问题,以“六艺”为基本教材。案:六艺有两说。一是指六种著作:《礼》、《乐》、《书》、《诗》、《易》、《春秋》。一是孔子自述“游于艺”的六艺,是指消遣、练习、实践性的“礼、乐、射、御、书、数”[54]。这种人文教育的性质与内容,足堪媲美古代希腊和罗马,要比中古欧洲丰富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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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75 孔子以“仁”与“礼”为重心的道德哲学在过去两千年的人伦社会实践上的影响深而且巨,有如摩西十诫和《新约》之在欧西。此外,孔子又为两千年人文教育奠下深厚的基础。孔子代表渊源悠古的人本宗教、思想、文化及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综合与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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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77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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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0179 远自新石器时代,今日中国宇内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多姿多采的区域性文化。各文化间虽然经过几千年的相互吸收和反馈,迟至西汉,诚如《汉书·地理志下》所述,楚国故地江南“民食鱼稻……信巫鬼,重淫祀”,其宗教信仰与风俗与华北迥异。本文之所以专论源自华北黄土区域的华夏文化,是因为它对以后中国历史及文化发展影响之深远,绝非其他古代区域性文化所能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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