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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黄土特殊物理化学性能之赐，华夏人民的远祖自始即能成功地从事于“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由于长期定居，聚落设计例皆考虑到生者居住的各式房屋和逝者安息的墓群。生者和逝者世世代代异常密切的“交道”（特别是与世界其他史前狩猎、畜牧、游耕的人群相比）很早就产生了以祖先崇拜为重心的原始宗教。自仰韶，经龙山，至商周，宗教的重心无疑义地是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的现世基础是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宗法亲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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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资格估计祖先崇拜的长期历史意义的应推雷海宗先师，因为他不但是虔诚的基督徒和精通欧洲中古史和宗教哲学者，又是具有高尚“儒家”情操的热血爱国者。抗战期间，他曾综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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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拜祖，并非拜祖，而是拜祖先所象征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整个家族，就是“拜子孙”也无不可。……个人之前有无穷世代的祖先，个人之后有无穷世代的子孙，个人只是个无穷之间的一个小点，个人的使命不是自己的发展，而是维持无穷的长线于不坠；有助于维持此线的个人发展，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发展。人生不能专为自己，必须有大于自己的理想目标，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的。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宗教的共同点。中国自四千年前文化初开起，就选择了家族生命与家族发展为人生最高目标，四千年来并无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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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说明何以任何自外引进的宗教，如出世、反家族的佛教，都不得不“华夏化”；本来在佛教中地位不高的观音菩萨在中国的知名度最高，因为她（原来是他）在通俗宗教中变成了“送子观音”。一位当代宗教史家综结：“儒、释、道三教血管里都流着中国原始宗教祖先崇拜的血液，三教之所以得以融合，也主要依靠祖先崇拜这一极富生命力的‘融合剂’，祖先崇拜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大特色之一。”它甚至“又是民族意识的形成基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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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周公和孔子同样地筛去他们思想中的宗教成分，保留和弘扬其中的人本理性成分。周、孔对后代最大的影响是他们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听天命，尽人事”。事实上，“听天命”不过是预设的自解和自慰，人生真正的指导原则只有“尽人事”而已。至于人生观中不可避免的“不朽”问题，早在孔子出世后的第二年，鲁大夫叔孙豹已经综结了前人的看法[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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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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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全脱离宗教，全凭理性，全以对人类贡献为衡量标准的不朽论，即使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足代表人类最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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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于认识论中坚持绝对诚实的原则和知识之必具可征实性（verifiability），如用近代术语，他是朴素的实证主义者。先秦思想家中荀子最忠实于孔子认识论的原则。此外，历代儒家自子思、孟子、董仲舒，以至程、朱、陆、王，都不能遵守孔子绝对内不自欺、外不欺人的信条，都强不知以为知地任情臆造物质现象界背后的目的论或本体论。他们“这种做法，从人类认识的发展来看，较之停留在现象的、经验的认识是进步了，但从思维的反映正确与否看，是退步了”[58]。因此，宋明“存天理，灭人欲”、重修行的理学家和心学家，虽能建成完整的本体论，基本上是反科学的，应对近数百年来中国科学之落后负责的。相反地，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有如一块璞玉，随着人类对自然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地接受有益的磨琢，可望终成美器。孔子如生于20世纪，想来他一定会在接受现代物理、天算的前提下，去从事伦理、社会、正义以及终极性问题的研讨。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孔子远较宋明和当代新儒家容易与现代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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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人本主义当然也有它的缺点。由于祖先崇拜、宗法制度和“礼”的深层顽强保守性，华夏人本主义是人类史上生命力最强、最持久、最崇古取向的文化。近百余年，炎黄子孙已经为它付出不可计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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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理应顺便一提的是：孔子“礼”论的目的和功用虽在维护当时金字塔式不平等的阶级制度，先秦哲人中只有孔子提出一个长期有效的改革方案——“有教无类”。换言之，不论生在贵族或平民家庭，原则上人人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三十多年前笔者曾用大量多样的明清史料证明“有教无类”确曾在国史上发生过积极的作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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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二节末曾指出，古代中国制度方面与其余古代世界及近、现代较原始文化人群主要的不同在于中国的血缘链环不但始终未被政治性地缘链环所代替，反而变成与地缘密切结合的、具有多功能的、宗子族长独裁的男系宗法亲属制度。本文第三节末指出随着春秋战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思想、意识的巨变和秦汉大一统郡县制帝国的形成，西周式的宗法亲属组织在社会上已经消灭。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和北宋范仲淹以后的宗族组织，都与西周式的宗法制度不同。从严格的历史、社会观点，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已不应称为宗法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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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周代宗法核心的天子名号及其理论意识却全部延续而又演化于秦汉的皇帝制度之中。周人最高统治者正式的名号是王，自成王起又被称为天子——天的元（嫡）子。天子名号既源于天命论，更源于宗法最基本的原则——嫡庶、大宗、小宗的严格分别，天子直系，至少在理论上是全天下所有各阶层宗族的共同的大宗，而天子是这个至高大宗的宗子和主人。秦汉大一统帝国最高统治者正式的称号改为更具半神性的皇帝，但承袭了与皇帝平行的旧称号天子，也就保留下宗法尖端层的枢纽原则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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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祚甚短，姑可不论。西汉大一统郡县制帝国创立之后，皇帝制度有进一步向专制集权演化的需要。因为周代封建社会中与周王共享天下的很多阶层的贵族都已消灭，皇帝之下，只有平民；平民之中虽可产生文武官吏，但官吏已不具有封建时代卿、大夫、士的尊严，已完全是皇帝的臣仆。“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或“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60]。这不过是专制深刻化的表现之一。政治大一统需要新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武帝登极之后，除了采纳董仲舒所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外，还利用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强化专制政体。“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这种君权天授论便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的重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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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高祖起，皇帝的“神化”工作即开始进行；皇帝以至后妃都立庙祭祀，直至元帝永光四年（前40）才罢废郡国的祖宗庙[62]。西汉国家财政（大司农）与皇帝私人财库（少府）在制度上的区别虽然存在，但开国不久，汉高祖大朝群臣为太上皇祝寿时戏言以天下为产业，大臣们不但不以为异，反而“皆呼万岁，大笑为乐”[63]。难怪后世人民都以汉、唐、宋、明为刘、李、赵、朱家的天下。即使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袁家天下虽未实现，蒋家天下却在台湾传了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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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人本主义文化发祥的祖国大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并不是科学和经济，而是本文所鉴定的“宗法基因”。试读邓小平在1989年的内部讲话[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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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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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宗法基因”在传统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所起的作用有无比深刻的体会。更启人深思的是他那样坦白地承认“宗法基因”毕竟是一种危险亟待医治的症候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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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全文，直至今日，中国人民的深层意识、思维、价值、观念、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之内似乎仍受华夏人本主义传统的主宰。希望这篇苦思困撰文化寻根之作，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回应和严肃的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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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著名的《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石兴邦，《半坡氏族公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以及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就是主例。海外倡游耕制说者以张光直教授为领袖，有力支持者有植物分类学家李惠林教授，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David Keightley教授，加拿大人类学家Richard Pearson教授等多人。对上列海外四教授意见系统的批评，可参阅Ping-ti Ho，“The Paleoenvironment of North China: A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LIV, No. 4, August,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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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砍烧法”和“游耕制”的英文名词是可以通用的：“slash-and-burn”及“shifting agriculture”。有时亦可用“swidden”这形容词。为辅助正文的讨论，此注提供一重要史前及当代事实——渭水下游南岸、终南山麓间诸小河沿岸仰韶聚落遗址密集的程度即足以说明此一地区自始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施行游耕制。从半坡遗址分布的情况来看，它们所临的浐河全长约50公里，除南北两端外，在长度约40公里的两岸已发现仰韶聚落遗址25处之多；全长40公里的沣河沿岸已发现的13处遗址完全集中于最肥沃的十多公里的中段。详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页1—2。西北大学黄土研究室，《黄土高原地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页30：“秦岭北麓及咸阳地区……大部分地方土质较好，保水能力强。”因此，有些地方已发现的仰韶遗址竟较今日村落还要密集！详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页225。这些仰韶遗址虽不可能全是同时的，但诸小河间的横向距离或不足10公里或至多20公里。果真如一般考古、人类及其他学人所预设，当时确是施行游耕制的话，每个仰韶村落，除居住、日常活动、家畜、陶窑、墓地等所需空间之外，还需要至少八倍每年实耕的土地。这西安附近渭水终南山麓之间的羽状地带无论如何也安置不下如此密集的仰韶农村聚落点。基本上，密集就是游耕的有力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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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aphael Pumpelly ed., 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of Anau, 2 Vols.; 1908, vol. I,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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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郝懿行，《释地·五》，《尔雅义疏》，嘉业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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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任式楠，《公元前五千年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几项主要成就》，《考古》（1995年第1期），页39。前者说明7000年前有些磁山文化遗址窟穴总体积之大已足反映当时一个聚落存粮（华北粟、小米）超过十万斤之多。后者指出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许昌丁庄文化遗址所发现炭化栽培小米品种的优良令人赞叹。以千粒重量和颗粒大小估算，7000多年前的品种已可与今日佳质高产的春谷相比，已胜过今日质量较差的夏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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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希枚，《再论先秦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重新指出一般学人对先秦“姓族”“氏族”（clan or gens）二词仍混淆不清。姓族是血缘亲族团体，氏族是“邦国采邑之类的政治领域集团”。此说有其重要性，但西周有些氏族，虽是政治集团，却具浓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由于西周以前，特别是史前时期“姓族”、“氏族”很难分辨，更由于“氏族”和“氏族公社”这类名词通行已数十年之久，不能不继续应用。《辞海·氏族》条：“也叫‘氏族公社’，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公社制和社会基本单位，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初为母权制，约当新石器末期开始过渡为父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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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E. Evans-Pritchard, The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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