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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种“通常的奴隶制”是与“东方专制政治”（oriental despotism）牢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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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般而言，商业极不发达，只有在地理位置特殊优越之处才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与商业。较奢侈的手工业产品皆为统治阶级所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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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凡农业依靠沟渠（aqueducts）之地，村社群负责兴修和维修。交通修路等事似为“专制政权”（despotic regime）内“较高单元”（higher unity）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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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种自古不变，自给自足的村社，虽屡经战乱及异族征服，反而能自我延续一直生存下去。换言之，这种生产方式永远是静止的，停滞不前的。历史上东方经济的“静”与西方经济之“动”正正相反。也许只有英帝国主义才可望打破停滞，推动经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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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MP不一定专指亚洲，它不是纯地域性而是代表发展阶段性的专词。如西北欧古代“凯尔特人”（Celts）地区，蒙古统治终止后的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村社，墨西哥、秘鲁以及近代非洲等地的生产方式都是属于亚细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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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斯拉夫区域经济属于亚细亚型，而亚细亚型又与东方专制政治是孪生姊妹这一看法，自始即潜存着苏联建国后迟早引起论辩的不可避免性；更何况自1930年代起就开始了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1896—1988）的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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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魏氏青壮年曾参加德国共产党，后脱党长期在美取得罗氏基金会资助，聘请中国学人搜集史料，从事《东方专制政治：极端集权的比较研究》的研究与撰写（Wittfogel，1957）。此书1957年问世之前，魏氏已一再撰文歪曲马、恩理论，颠倒大量亚洲（尤其是中国）史实。魏氏学说建立在两类“史实”之上。一、由于古代亚洲干旱地区水利兴建必须动员大批人民，所以导致出专制暴政。此说一出即被保守反共学人奉为20世纪最要社科理论贡献之一。二、东方式暴政又同时必会产生“集权式”（totalitarian）、“经营式”（managerial）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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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魏氏学说因果倒置，极牵强附会之能事。因为任何古代文明区域的原始农业都与灌溉工程和“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无关。两河流域最早的农业出现于山麓地带，埃及农业源自天赐尼罗河的经常涨落，印度河区古代文明农业的起源也远早于灌溉工程。早在1959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际中国研讨月会中，笔者即强调指出华北最早的农业是旱地耕作，与灌溉毫无关系。当时除过路访客京都大学贝塚茂树教授肯定我的说法外，其余来自百哩以内五、六校的中国专家都瞠目结舌，对我的评案表示十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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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氏另一歪曲马氏AMP之处是故意夸张官僚制度的“集权性”与“经营性”。严肃的学人不待深探即可断言此说之无稽。试想：一个接近最原始经济生产的社会怎能产生近代集权式、近代西方经营式的官僚制度呢？难怪国际左翼学人对这“叛党”毒意攻击马、恩、列、斯者不得不做出激烈的反击；难怪中立严肃的学人也不难洞悉魏氏一贯歪曲剪裁史料以迁就他预设的“理论”的治学方法之不经。本文不必理会由魏说所引起相当大量意识形态方面争辩的著作，但魏说却直接引起举世多学科相关学人对AMP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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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美双方的安排，笔者1986年夏秋间曾到北京、昆明、上海做过三个月的演讲。讲题之一是“从比较的观点检讨古代中国奴隶社会说”。1985年准备期间，我采取西方上古史名家Finley的慎重态度。对马克思AMP说绝不专在小处吹毛求疵，必须平心核对亚洲文明古国和主要区域的地权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过“一般无产性”。马氏既以印度一区概括全部亚洲，我主要核对的对象当然是印度，但也涉及古代波斯帝国和辽阔的伊斯兰教世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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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括而言，亚洲任何地区和国家历史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土地私有制。即使在中国北魏末至唐初国家拥有相当大面积的均田时期，土地私有制还是存在的。至于印度，至少在近四百年内，土地出售须村社同意之例虽偶或仍存，但土地私有制和诸子均分遗产的习惯是普遍存在的。从18世纪末到印度帝国1857年形成之后，地主（zemindars）、小地主、自耕农（talukdars）的土地所有权和永久承继权的法令越来越普遍、越系统化。最不可解的是马克斯在1950年代印度问题特别注意，并且不只一次向伦敦《泰晤士报》投过有关印度问题的专稿。他对印度帝国形成以前土地私有制的概况是明知而不顾，故意续弹欧洲历代相传的“东方暴政”、“通常奴隶制”、缺乏土地私有制的老调。这正是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实事求是的学人之所以认为马氏AMP说之断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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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1930、40年代左翼文史精英著作目录很不熟悉，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郭沫若等不仅接受了AMP，而且已经开始用它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了[17]。但AMP学说相当曲折费解[18]，而且丝毫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从他们当时理论及感情需要上看，AMP不像是他们决心创阐中国古代奴隶社会说的唯一动力。主要冲击力倒像是来自简要明快、热情充溢、气魄沉雄、论断坚定的两部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Engels，1973；1962）。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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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是首次促成大规模农业和手工业分工、上古之花希腊文化生长的主力。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希腊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如果没有希腊奠立的文明，也就没有罗马帝国，也就没有近代欧洲。……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也就绝不会有近代的社会主义。（1962：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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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恩氏一生著作之中从未正式提过AMP专词，也未曾对AMP专门讨论，但思想传承散播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正如矮小内向的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所谓费边社会主义精神上的“祖父”的功利主义要经过思维锐敏、文章流畅的大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简易化才能广泛地被社会及政府所接受；马氏理论体系（包括AMP这一小枝节）在世界上能发生惊天动地的实际作用，至少部分地应该归功于恩氏支援性和不时原创性的阐发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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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这个附录之前，我们应该简要地总结马克思论古代中国所根据总的资料的水平和偏见。鸦片战争最后签约结束之年（1842）正是马氏取得耶那大学博士学位之年；英法联军期间，在专文和通信之中马氏曾几度论到衰亡中的大清帝国。但他一生从未涉猎到古代中国第一手的资料。不但他如此，就是他晚年所敬仰的，以第一手数据驰名当世的《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Lewis H. Morgan，1818—1881）也是如此。摩尔根不但对散居北美各地的印地安人部落做过长期的调查，并有习惯向很多国家政府请求供给古代氏族的数据。他终于在1862年得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回答：古代中国有100个氏族[19]（White，1964：310）。以《百家姓》代表中国古代氏族真是戏剧性地反映当时西方对中国古代社会知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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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马氏一生大小著作、劄记，以至片纸只字无一不已经过显微镜式的核对了。我们确实可以公正而又放心地作一综结。马克思一向以印度代表“亚细亚”。他对当时的印度和中国都曾作研究、观察和评论，而且知道中、印两个文化很不相同。他甚至感觉到从观察而了解的印度和中国与他先入为主的印象确有若干不符之处。但他坚持“欧罗巴中心主义”的观点，不惜歪曲史实以维护其AMP说。所以从最基本处批判AMP必须发掘欧罗巴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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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资格发掘欧罗巴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动机的是20世纪最渊博的历史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他在痛击魏特夫《东方专制政治》的书评（1958：195—198）里，把欧洲藐视亚洲偏见的起源追溯到纪元前5世纪的希腊。由于两次打败侵略者波斯帝国，希腊人产生无比的自豪，认为胜利是自由人群的胜利，失败是“奴隶”式人民国家的失败[20]。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就是欧罗巴中心主义的主要阐发者，并将此说灌输给弟子亚历山大大帝（前358—前323）。征服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才发现老师的说法与事实大相径庭，简直是对高文化的波斯的诬蔑。他当时极有意与波斯筹划长期共治这空前跨洲多民族大帝国的方略。他不幸夭逝，这一眼光远大的政策因此无法实现。但欧罗巴中心主义的意识却长期潜存，直到欧洲海外发展，经济军事领先之后，才又被“发扬光大”，应用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种种理论的构成。这些理论的顶峰是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历史哲学》，而黑格尔的著作正是对马氏具有最深而又最直接的影响的。本附录既已检讨了AMP特征之缺乏历史真实性，而汤因比又揭穿了欧罗巴中心主义自古至今一直是个“荒诞的说法”（lying myth），AMP说本身和建筑在AMP上的中国古代奴隶社会说之不能成立，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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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第四分节里，笔者声明不熟悉1930、40年代左翼文史精英的著作，提出恩格斯对郭沫若等人的影响可能比马克思的AMP还大。这完全是笔者的直觉。最近翻读《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中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不期我的直觉竟在乔文所引林耀华、庄孔韶《中国民族学：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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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中国有识之士具有特别的吸引力。1924年蔡和森编写的《社会进化史》实际上介绍恩格斯《起源》的全部内容；三年后李鹰扬又把该书译出，题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郭沫若于1929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根据恩格斯和摩尔根有关原始社会史的基本理论，解释我国古籍中的记载，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按郭老的说法，这本书〔笔者案：郭（1964）〕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的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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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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