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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恩氏一生著作之中从未正式提过AMP专词，也未曾对AMP专门讨论，但思想传承散播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正如矮小内向的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所谓费边社会主义精神上的“祖父”的功利主义要经过思维锐敏、文章流畅的大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简易化才能广泛地被社会及政府所接受；马氏理论体系（包括AMP这一小枝节）在世界上能发生惊天动地的实际作用，至少部分地应该归功于恩氏支援性和不时原创性的阐发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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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这个附录之前，我们应该简要地总结马克思论古代中国所根据总的资料的水平和偏见。鸦片战争最后签约结束之年（1842）正是马氏取得耶那大学博士学位之年；英法联军期间，在专文和通信之中马氏曾几度论到衰亡中的大清帝国。但他一生从未涉猎到古代中国第一手的资料。不但他如此，就是他晚年所敬仰的，以第一手数据驰名当世的《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Lewis H. Morgan，1818—1881）也是如此。摩尔根不但对散居北美各地的印地安人部落做过长期的调查，并有习惯向很多国家政府请求供给古代氏族的数据。他终于在1862年得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回答：古代中国有100个氏族[19]（White，1964：310）。以《百家姓》代表中国古代氏族真是戏剧性地反映当时西方对中国古代社会知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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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马氏一生大小著作、劄记，以至片纸只字无一不已经过显微镜式的核对了。我们确实可以公正而又放心地作一综结。马克思一向以印度代表“亚细亚”。他对当时的印度和中国都曾作研究、观察和评论，而且知道中、印两个文化很不相同。他甚至感觉到从观察而了解的印度和中国与他先入为主的印象确有若干不符之处。但他坚持“欧罗巴中心主义”的观点，不惜歪曲史实以维护其AMP说。所以从最基本处批判AMP必须发掘欧罗巴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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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资格发掘欧罗巴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动机的是20世纪最渊博的历史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他在痛击魏特夫《东方专制政治》的书评（1958：195—198）里，把欧洲藐视亚洲偏见的起源追溯到纪元前5世纪的希腊。由于两次打败侵略者波斯帝国，希腊人产生无比的自豪，认为胜利是自由人群的胜利，失败是“奴隶”式人民国家的失败[20]。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就是欧罗巴中心主义的主要阐发者，并将此说灌输给弟子亚历山大大帝（前358—前323）。征服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才发现老师的说法与事实大相径庭，简直是对高文化的波斯的诬蔑。他当时极有意与波斯筹划长期共治这空前跨洲多民族大帝国的方略。他不幸夭逝，这一眼光远大的政策因此无法实现。但欧罗巴中心主义的意识却长期潜存，直到欧洲海外发展，经济军事领先之后，才又被“发扬光大”，应用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种种理论的构成。这些理论的顶峰是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历史哲学》，而黑格尔的著作正是对马氏具有最深而又最直接的影响的。本附录既已检讨了AMP特征之缺乏历史真实性，而汤因比又揭穿了欧罗巴中心主义自古至今一直是个“荒诞的说法”（lying myth），AMP说本身和建筑在AMP上的中国古代奴隶社会说之不能成立，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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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第四分节里，笔者声明不熟悉1930、40年代左翼文史精英的著作，提出恩格斯对郭沫若等人的影响可能比马克思的AMP还大。这完全是笔者的直觉。最近翻读《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中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不期我的直觉竟在乔文所引林耀华、庄孔韶《中国民族学：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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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中国有识之士具有特别的吸引力。1924年蔡和森编写的《社会进化史》实际上介绍恩格斯《起源》的全部内容；三年后李鹰扬又把该书译出，题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郭沫若于1929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根据恩格斯和摩尔根有关原始社会史的基本理论，解释我国古籍中的记载，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按郭老的说法，这本书〔笔者案：郭（1964）〕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的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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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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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左传》、《国语》、《礼记》、《周礼》、《荀子》、《管子》等基本古籍，皆经本文引用，不必再列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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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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