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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人之所以能革殷命，周人等人无不归功于文王，因为周人从文王时期国力日臻强盛，才开始“剪商”。《周诰》诸篇对文王崇高的德行与事功有多次反复的综述，同时或稍后的《诗经·大雅》中的《文王之什》全部都是对业已配天的文王和他子孙所建的新王朝的讴颂。二者从历史和诗歌方面说明文王之所以能承受天命主要是由于他敬天、恤民、勤政、恭俭等美德。这些都是学人所熟知的，似无选征原文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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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研究天命论者无不特别注意周公及西周诗人对周人的谆谆警诫，倒有一一列举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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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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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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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天〕命不于常。（《康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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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君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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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可信。（《君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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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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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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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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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大雅·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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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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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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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周公天命论较透彻的是郭沫若和傅斯年，先引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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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殷人极端地尊崇天，这在表面上像是一个矛盾，但在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的。请把周初的几篇文章拿来细细地读，凡是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着殷人或殷的旧时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就表明周人……是把宗教思想视为愚民政策……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成为了有目的意识的一个骗局。所以《表记》上所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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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引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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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乂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无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憸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如是之天道即人道论……以为既信人力即不必信天力者，逻辑上本无此必要，且人类并非逻辑的动物，古代人类尤非逻辑的动物。周初人能认识人定胜天定之道理，是其思想敏锐处，是由于世间知识饱满之故，若以为因此必遽然丧其畏天敬天之心，必遽然以为帝天并无作用，则非特无此必然性，且无此可能性，盖古人自信每等于信天，信天即是自信，一面知识发达，一面存心虔敬，信人是其心知，信天是其血气，心知充者，血气亦每旺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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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各有独到及有失平衡之处。郭以近代理性、怀疑主义、现实政策观点立论，确有局部史实根据。古今对《尚书》史实研究功力最深的顾颉刚先生即深信在文王不断扩张领土的过程中，“为了笼络人心，他装神作鬼，说是在占卜上承受了天命，将来可以得天下”。武王崩，三监叛，大部殷人和部分周人蠢蠢思动之际，顾先生对周公的处境和《大诰》的背景，曾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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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在这时，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当然非常不安，但看文王打下来的基业倘然从此一败涂地，实在是一件痛心的事情，所以他定下了两个政策。第一是模仿文王用占卜来鼓舞大家，说上帝虽然降及我们许多灾祸，但现在又要爱护我们，打倒东方的叛徒了，为了服从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该不对敌人作迎头的痛击。第二是联络殷族的许多奴隶主们，许下他们优厚的条件，要他们帮助周朝，戡定叛乱；换句话说，就是“以殷制殷”。当周朝的许多臣子还在踌躇着不想接受这吉利的占卜的时候，许多亡国的奴隶主们却拥护周公，表示甘愿随同出兵了。这就使得周公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再和自己的臣属们讲一番话，很坚决地迫令他们一起东征。这回讲话经史官笔录了下来，传到现在，就是这篇《大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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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就《大诰》及专对殷人讲话的《多士》、《多方》三篇而言，郭沫若对周公的权术玩弄面的剖析无疑义是犀利而又正确的；这正是傅斯年所认为是次要的。傅的立论重心似在以上三篇之外的全部《周诰》，他所得出周公对天命虔敬的结论，也正是郭氏所讥讽的。然而人类史上自始信仰的强弱即离不开与事态发展结果的随时对证。《大诰》前后的周公处境殆危，除背水一战外，别无良策以保文王造成的基业。笔者揣测：发动东征的前夕，周公对天命之兆内心里未尝不是疑信参半。经过“破斧、缺斨”三年鏖战险胜之后，对天命在周信心虽然增强；而对生死斗争不断反思之后，益觉胜利得来之不易，因此才屡度训诫周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天难谌等言，并一再申说政治军事的成功，无一不靠配合多方人事，一心一德做出最大的努力。周公“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这正是傅说肯切深刻之处。但他对周人成功的总释——知识饱满，心知血气两旺——似乎有点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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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周人之成功固然部分地是由于他们领袖过人的才智与周族的质素，但只有从一系列斗争之中，周人才能培养出艰忍卓绝、勤朴武健、居安思危、敬始慎终等等美德。天命和人事本是从斗争经验中才能融为一体的。天命人事之间既已具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之后，周公及周初的文化菁英对“天”的观念亦开始有转化的迹象。本文已说明至晚从盘庚时期起，“帝”与“天”都具有祖宗神和至上神的双重性质。周初天命论系统而深刻地阐发之后，“天”原来祖宗神的性质似乎已有开始转化为纯理性至上神的趋势。天命理论的演变及其广泛的政治运用，将于待撰的《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一文中扼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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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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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初稿撰就两周内，即接到在北京、香港、台北同时刊行的《中国文化》1994年8月，第十期，内有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二十八宿星名初探》，其部分的结论对“天命”原始意义，甚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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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甲骨文廿八星宿的考证，可以知道当时殷人将星宿结合先祖先王举行祭典，而这种始受天命的发源是从星象观察开始的，把星宿天象视为天命的显示。我们由《礼记·月令》中十二月政令，即从天时人事，以致动植飞潜，一名一物之细，推究其理以明物候次第，以占验不违时令，古人为星座树立其名次与先祖合祭，一方面用星象天道证明自己应天顺命，另一方面从星宿的变化来占卜和它相应的人间吉凶祸福现象，试图改变据信于己不利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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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希望，而且相信，今后多学科对我国古史的探索，必会加深我们对天和天命观念起源多维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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