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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在析木之津”是讲太阳所在的星宿位置。大家知道，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天上一片光亮，众星宿尽都隐去，无法直接观测到它所在的位置，这个记录只能是靠推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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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辰在斗柄”，按韦昭注为“日月之会”，即日月斗宿合朔，朔月是不可见的，无法观测，只能靠推算得到（西周的历法中是否有“朔”的概念，这本身就是一个待证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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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星在天鼋”之星，按韦昭注为“晨星也”，即水星。水星因为近日，为日光所掩，也是肉眼很难看见的，大概也是靠推算得出来的。因此，伶州鸠这段话所说的五种天象都不可能是周初原始观象的记录，只能是战国人自行逆推出来的，然后用战国人的分野说加以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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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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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周人尚不具备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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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伶州鸠和《堪舆》所记，战国秦汉以来流行的十二次，是按星宿划分的，即十二岁行二十八宿一周天，因为星宿宽狭不一，有一次二宿者，一次三宿者。若以此记周初星象分野是真实的话，其前提是周初的人得具有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知识。中国人何时具备了二十八宿的知识，就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中，最早的当是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上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图一）[3]，时代为战国早期。从该图的熟练程度看，不像是初建的二十八宿星图，人们对二十八宿的认识可能还会早一些，但再早也早不到西周。从流传至今的古籍《诗》、《书》和金文的内容看，皆不见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痕迹；《豳风·七月》中还没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概念，《夏小正》还在靠观星象定岁中的次序，并没有节气的知识。日人能田忠亮根据《礼记·月令》天象记事的观测年代认为我国二十八宿体系应创立于春秋时代。夏鼐先生认为“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创立的年代，就文献记载而言，最早是战国中期，但可以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到公元前八至六世纪（620±100BC）”[4]。说明西周人还没有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知识，也不可能说出伶州鸠那么一段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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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伶州鸠这段话所记的星象语句是典型的战国星象家的星占说，用春秋时代的人伶州鸠的口讲出战国人编造的故事来，这本身就近似于胡言乱语。他所述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的，只能是推算出来的，而西周早期的人尚不具备推算出这些天象的知识，不可能由他们推算出这一套天文星象。至于《国语》中何以会出现这么一段离奇的话，从上下文意看，并不奇怪，伶州鸠这段话的用意是为了神化音律的作用，以警示不通音律的周景王，使其不得随意铸造编钟，他是在配合单穆公做周景王的工作，目的是要取消周景王劳民伤财的糜费之举，对这样性质的一段话，今天的人完全没有必要那样认真看待。若一定要把它作为推论武王伐纣的重要论据使用的话，须要找出更有力的解释，仅说其为“故老相传”，难以令人信服。否则，为慎重计，最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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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成》、《世俘》、利簋等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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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三统历》云：“《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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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世俘解》：“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翌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粤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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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图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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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利簋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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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成》、《世俘》的历日，由于利簋的出土，“甲子日”得到证实，其余的历日是否真实还需要另作考证。至于利簋“岁鼎”之“岁”字，是否可以释为岁字，难以完全肯定，金文中岁字从无如利簋写作那样的。唐兰先生将此字释为“戉”即“越”字，古人有“杀人越货”的成语，“越”有夺意，“越鼎”即“夺鼎”，亦即夺取政权，其说显得更直白一些。退一步讲，即或可以释为岁字，是释为“岁星”，还是释为“岁祭”，仍难以确定。再退一步讲，即或把“岁鼎”讲成“岁星当头”，它与“岁在鹑火”也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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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先生说过一段话：“根据片段史料而以历法推定历史上年代，须有以下条件为先题：（一）由吾人所确知之最早年代（如共和元年）至吾人所欲推定事实之年代（如周室元年），其间片段史料必须完全可靠，而非疑似之传说。（二）于先后两年代间所用历法情形吾人必须详知。若有历法上之改革，吾人亦须明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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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上述两篇文献材料时，有几个问题显然违背了这些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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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岑仲勉、顾颉刚等先生的考证，大家都认为现存的《武成》和《世俘》是合二而一的。既如此，二者的历日不同又如何理解？显然凡有历日干支不同的地方，必有错误存在。这里武王伐殷出征日，《武成》云“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世俘》云“丙午旁生魄，若翌日丁未”。有人先是把“丙午”改成“丙辰”，“丁未”改成“丁巳”，再后又把“丙辰”改成“壬辰”，“丁巳”改成“癸巳”，最后再把《武成》的“三月”改从《世俘》的“二月”（《报告》对月份就是这样处理的），以求得两篇文献中的历日能够相合。这些改造理由并不充分，一般手民之误，只会误写天干或地支中的一个，不太可能干支全误，二者的月相记录也明显不同。这正暴露出这些历日是很不可靠的。但即或允许如此改动，仍有矛盾不好解释。如顾颉刚先生指出的：“所可惜的，这是一篇断烂的文章，错简、脱字、误字不知凡几。例如‘一月’、‘二月’、‘四月’是有的，三月便没有。排起干支来，从‘一月壬辰’到‘四月乙卯’该有144天，即占五个月，从一月朔算起，便有175天，该占六个月；然而从文字上看，‘一月’到‘四月’只有四个月，可见月份和干支是不适应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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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成》保存下来的历日从一月至四月是连贯和完整的82字，而《世俘》在二月至四月间插入有太公望、吕他、百弇征伐，武王荐鼎俘、祭祖、狩猎、敦服国等一系列事件，这些插入的部分恰好《武成》全部没有。也就是说《武成》的残余部分恰好把《世俘》的两段话拼到了一起，这样错烂断简的省略拼接，独历日却完整无缺。联系到刘歆曾作过改鲁公年代以从“三统历”、造伪古文经以取悦新莽等事，应该说《武成》、《世俘》所记史事或有根据，其引文中的历日实在令人不太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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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报告》中，1044BC与1046BC两说同是工程内著名的天文学家推算出来的，同样可以满足《世俘》、《武成》、“伶州鸠语”等天象条件，1044BC只是因为不能通过《报告》所拟定的金文历谱而被排除，这正说明两部分天文学家在使用这些天文条件时，对天象的理解是各取所需的，其结论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并非无可选择的惟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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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武成》、《世俘》的日疑点尚多，《武成》逸文82字，也只是靠《汉书·律历志》下所引刘歆《三统历》的一条引文而已。至于《报告》页45说到“《武成》本为西汉孔壁所得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云云，就牵涉到更多问题。据云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壁，得古文书若干的故事，最早是刘向、刘歆父子说出来的[9]。后来“壁中书”的种类就逐年增多。奇怪的是，文化史上如此重大的发现，司马迁却只字未提，《史记·儒林传》只提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而据《史记》载，鲁恭王死于武帝初年，何以“武帝末”他还会去坏孔子宅呢？在这段历史悬案没有考察清楚之前，尚不能说《武成》就是所谓“孔壁古文”。所以对刘歆《武成》的版本源流，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西周历法的真实状况如何？在西周二百余年中，历法是一成不变，还是发生过一些变革？对这些问题我们目前都难以回答，连若干记时的月相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也不甚了然，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使用这些历日、月相材料去推论伐商年，我们认为是不慎重的，从方法论上看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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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谓“金文历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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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公元前1027年说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以及古本《竹书纪年》西周积年为257年等记载配合最好，但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10]。所谓“天象记录”，批评已如上述。至于“工程”的这个“金文历谱”仍须详加考察。《报告》利用《武成》、《召诰》、《毕命》的历日与63条金文材料，共计“66条年、月、记时词语、日干支确定的文献和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见《报告》页29）。然后考察各种方案与此历谱的相合程度，以决定对方案的取舍。工程领导决定不取1027BC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与这个所谓的“金文历谱”不合。但是经我们考察，《报告》所拟定的“金文历谱”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不做重大修改，它就难以取得评判诸方案优劣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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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初吉”